一九五五年九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授衔典礼结束后，身着崭新将官礼服的谭震林被几位老战友围住。有人打趣：“谭老板今天咋不发火？换身军装，脾气也洗掉啦？”他哈哈一笑，却没想到众人一句玩笑，会激起他对十年前那场尴尬往事的回忆。
那是 一九四六年深秋，华中战局骤紧。蒋介石第二次进攻涟水，华野六纵奉命阻敌。粟裕担任司令，谭震林任政委，江渭清、王必成等率十六旅为主力。谭震林的性子，冲劲十足，凡事喜欢当场拍板。敌情瞬息万变，他一句“只打阻击”，没给对手留下迂回余地，也把自己逼在了高风险的决策线上。
战斗当天，国民党军意外撇开主力，直接扑向涟水城。紧急关头，谭震林电令十六旅夜渡运河驰援。江渭清在电话里提醒：“部队刚赶到，是否待明晨再攻？”回应只有短促一句：“马上打！”据随员回忆，他当时把电话筒重重搁在桌上，毛笔砸得墨迹四溅。显然，耐心被急火攻心吞噬。
夜色里，十六旅悍然出击，却被敌军密集火力拦在城外，损失不小，只得撤回固守。天亮后，指挥部里气压极低。谭震林脸色铁青，看见江渭清，脱口而出：“涟水失守，是六纵的耻辱！”更重的一击，是那句后来传遍部队的话：“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不给补充！”
这一句堵心的话，像钉子一样扎在十六旅官兵心头。方才血战失利的愁闷，被“穷旅”二字彻底点燃。从旅长到饬令兵，人人私下抱怨：打成这样，难道还成了连累？自此，谭震林虽然依旧雷厉风行，却发现号令常有迟滞，连最听话的通信员也不像从前那样“闻声即动”了。
战士们的“闷声抗议”并未逃过谭震林的眼睛。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清楚：问题不在兵，而在自己。当时局势危急，他来不及“拉面子”，只得硬撑。等到一九四七年初，莱芜战役打响，六纵再度与敌激战，十六旅一雪前耻、全歼敌主力师。局面改观后，人心才稍稍回暖。
战役结束，部队在山东沂水召开总结大会。台下坐着三万多名官兵，灰呢军衣沾着火药味。谭震林走上台，摊开稿纸，却只念了一句便停下来，把稿子揉成一团塞进口袋。停顿片刻，他直视台下：“涟水之战，我批评十六旅，是我的错！”短短十来个字，掷地有声。会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出长久掌声。那一刻，很多老兵眼眶微红，有人小声说：“这才像咱的老政委。”
江渭清后来回忆：“他那天手都在抖，可他还是一句句讲完。气，到那时才算顺了。”事实证明，领导在千军万马面前敢于自我解剖，比在战壕里冲锋还难得。
谭震林的“火气”不只针对部队，也常烧向机关作风。一九五一年，他任浙江省委书记不久，杭州某机关为了“保护首长”，规定外出必须自带暖瓶，还派专人沿途递水。一次外勤，警卫习惯性地把热水瓶放上吉普车。谭震林瞄了眼，直皱眉：“开半小时车还带水？这是把自己当老爷了！”他下车后，拎着暖瓶走进会场，当众将瓶口拧开，“咕咚咕咚”喝了几口，随即拍案：“以后谁再拿这种‘首长特权’说事，别怪我不客气！”
同年冬天，他返回老家湖南醴陵探亲，看见粮店售粮窗口高高在上，老人蹲着抬手才能递钱。他当场训斥县里干部：“老百姓抻着脖子买口粮，你们心里就不发烧？”第二天，窗口被凿低，木台还多装了两级台阶。此事在地方传开，“谭老板”的绰号更响，却也让基层干部对“官味”二字多了忌惮。
骂人之后能低头认错，是谭震林的另一面。曾有年轻科员在会议上照稿子念错字，他拎起水杯砸桌子：“自己写的东西都不懂？”会后，他竟亲自找那位小同志喝茶，摆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抠每条要义。那名小伙子后来升至地委书记，提起往事常说：“挨一顿骂，胜读十年书。”
谭震林的“火炮”脾气，源自早年的闽浙赣岁月。出身贫寒，少时读私塾，只学三年即被迫挑柴、贩米。放牛挨地主鞭子，让他打定主意“今生不当老爷”，这种记忆像烙印，形成他后来逢官僚必怒、遇特权必斥的性格基调。有人统计，他在中央工作期间，至少五次严辞拒绝特殊待遇：不坐专列、不进高档招待所、不让秘书打前站。朋友劝他“留点面子”，他回一句：“面子值几何？丢不得的是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脾气也并非无差别开炮。对农家娃的失误，他多是循循善诱；对摆官架子、弄虚作假的，却眉头一沉，立刻开火。这个“差别对待”原则，后来被一些干部总结为“谭氏火候”：“方向对，动机正，可雷霆背后是赤诚，不是虚张声势。”
进入六十年代，他主管商业、粮食、交通诸多口子，日常会议繁杂。有部下回忆，最怕看到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放——那是发怒前奏。可会后，十有八九还能收到一句“刚才说重了，不好意思”。于是，大家虽怕他，心里却服他，把私心揣兜里，把事干漂亮。
战争岁月里一句激愤的“穷则越穷”造成的隔阂，最后被真挚的道歉化解；建国之后接二连三的“去官气”行动，让基层群众记住了这个总爱嘟囔、却时时把百姓利益放第一位的老兵。脾气大，是因为心里有火；火气过后，还看得见一颗滚烫赤诚的心——这大概就是“谭老板”留给后人的最鲜明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