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的清晨雾气尚未散去，停战协定的签字声把志愿军代表团从一夜未合眼的疲惫中唤醒。自此，“该不该实行军衔制”不再只是文件里的论题，而是刻不容缓的日程。没有清晰的等级，联合行动指挥常常掉链子；没有醒目的军服标识，外军看不懂我军建制。彭德怀回到北京的第一封电报便写道：“推行军衔，宜速不宜迟。”这成为两年后授衔大会的直接导火索。
1955年9月27日，怀仁堂灯火通明。上将名额只有55个，却有不少“准上将”在名单边缘徘徊。军委总参谋部统计后形成四条硬性标准：一是红军时期师长以上；二是抗战、解放战争中任兵团或相当职务；三是参战功绩显著；四是建国后仍在要害岗位。标准谈不上完美，却是折中的评判尺子。最终，有5位名将虽然资历、战功都亮眼，却与上将失之交臂。名单如下，顺序不分先后。
王近山被誉为“中野的头号猛虎”。他1928年参加红军，1945年已坐上386旅旅长，解放战争时统帅第六纵队，改编后又是志愿军一个军的军长。论职务，他离“兵团”只差半步；论功绩，他曾在黄桥、郯城、襄樊连破强敌。可惜“差半步”就是真差，授衔评定时他卡在职务等级线上。有人回忆，开会前夕他闷着头抽旱烟，嘴里嘟囔一句：“老子打仗不看星星。”周总理笑着拍他肩膀：“少抽两袋烟，肩章照样闪光。”一句玩笑，把场面拉回轻松。
与王近山同列“虎将”的王必成，则出身新四军老三旅。孟良崮鏖战，张灵甫所部的主攻方向正撞在他六纵钢墙上。夜幕里，六纵一个加强侦察连逼到74师指挥所三十米。张灵甫中弹身亡的那一刻，粟裕正通过电话催促：“必成，再压一把。”可见信任之深。解放战争结束，王必成任二十兵团副司令，职务仍是“副兵团”。名额有限，上将先保兵团级，王必成只能向后排队。谣传他不满军衔，实情恰好相反，他拍着崭新的中将肩章给家人照相时爽朗大笑：“这就够了！”
郭化若是毛主席口中的“笔杆子参谋”。他1927年黄埔四期毕业，作战之外，尤长条分缕析的作战研究。百团大战前夜，他熬通宵写出《铁路破袭要点》，朱德看后只批三个字：“可施行”。建国后，郭化若接管军事学院，主持编写《战役学》《军队条例》，新军校一大半教材出自他手。授衔时，他虽在国防部任副部长，但按级别仍属“副兵团”。后方时间太长、统兵机会偏少，功在台前却难入“上将”框。毛主席亲自向他道歉：“教书也算打仗。”郭化若回答一句：“主席，学生多拿星星，比老师拿星星更好。”
莫文骅，红四方面军出身，抗战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委。解放战争进入东北，他随林彪北上，1947年后一直担任兵团政委，却很少直接指挥作战。广西剿匪阶段，他驻后方稳定政工，剿匪主力在前线吃劲，因此“作战印痕”略淡。定衔会议上，杨成武坦言：“政工也是战斗，但比前线亮度稍差。”最终，莫文骅肩章落为中将。外界传他“赌气不穿军装”，实则子虚乌有。1956年秋，南宁军区训练汇报，他戴着中将星走上检阅台，对学员说道：“别看星，看本事。”
廖汉生与彭德怀的关系最深。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彭德怀左臂负伤行动不便，廖汉生骑马跟随寸步不离。抗美援朝，彭帅点名要他任后勤副司令，保障数十万大军的吃穿用度。1954年，国防部组建，他挂副部长，军务口与人事口都要经他签字。按职衔对照，这几乎锁定上将。出人意料的是，档案里出现一份长篇申请——廖汉生主动请降：理由只有一句，“资格够，但功劳不算大，部队里比我能打的多得很。”军委讨论两次未果。毛主席说：“他想低调，就让他低调吧。”于是，这位副部长成为唯一一位中将级国防部领导。
这五人错失上将，各有缘由：缺半级职务、功绩侧重参谋、战区转换过快、主动降衔……看似遗憾，却折射出1955年军衔评定的“刚性与弹性”。刚性是标准，不达即止；弹性是革命同志情，高的愿意降，低的依旧服气。有人调侃，若按后世“绩效加权”再来一次，名单或许会微调，但那年怀仁堂的决定，凸显了公平，也体现了老一辈将领“星星不如理想闪亮”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