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凌晨，解放军最后一个团从法租界的弄堂口通过，上海就此回到人民手中。城里依旧是石库门和梧桐树，可很多人命运已被悄悄改写。几个月后，一封电报把贺子珍的名字同“上海”这座城市牢牢绑在一起。
东北的冬天漫长而凛冽。1950年初，组织决定调贺子珍南下静养。她背着那口旧皮箱，从林海雪原一路颠簸抵达黄浦江畔。彼时她38岁，离开井冈山已整整十三年。
先在泰安路落脚。房子不大，屋里却塞了好些人：侄女贺小平、妹妹贺怡的几个遗孤，再加上偶尔来串门的战友。饭桌边常常一人一只搪瓷碗，白米掺着番薯干，大家也能吃得热乎。
住了不到两年，地方太挤，她迁到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交界的那座老宅——这是陈毅托哥哥腾出的屋子。位置紧挨派出所，方便警卫，也方便她晚饭后悄悄溜出去散步。那时上海街头物价飞涨，菜金压力不小，她索性在院子里圈了块地，插上竹篱笆，种白菜、种豇豆，还真长势喜人。
贺子珍干脆把院角腾出来搭猪圈，她笑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养猪门道不熟，便求教邻居大妈。大妈支招：猪仔洗澡要用温水，吃食里得掺麸皮。于是每天清晨，贺子珍拎水壶冲着猪背淋下去，小家伙哼哧作响，肥膘一层层鼓起来。
同年夏天，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院门口。穿灰布军装、留短发的彭儒来了。她是井冈山时期屈指可数的女红军之一，也是当年贺子珍给撮合成婚的好友。一进门，彭儒先闻见淡淡饲料味，忍不住打趣：“哎，你怎么养起猪来了！”贺子珍拍拍围裙，说得爽朗：“孩子多，开销大，不折腾点副业哪行？”
这段对话不过十几秒，却让整个小院热闹了许多。彭儒陪她查看菜畦，顺手掐了根嫩豌豆苗尝鲜；夜里两人坐在煤油灯下回忆湘赣边界的风雨，“要不是那年你替我回信，我和陈正人怕是无缘结亲。”贺子珍听后，只是笑，眼里却闪过一丝柔光。
养猪并非心血来潮。贺怡曾把十几名烈士遗孤托付给姐姐照料，医药、学杂、饭菜都要钱。那头猪卖到二百块现洋，足够顶半年开支。旧友们听说此事，既心疼又敬佩，都说她骨子里还是那股井冈山的节俭劲。
1961年庐山会议后，贺子珍身体每况愈下。泰安路的合住环境对病人不便，李敏数次跑北京，多方沟通，最终上海市委安排她入住湖南路262号。那是一幢法式花园洋房，假山、草坪、水池环抱，外人从围墙外看不到院内半点景象，保密性一流。
外表体面，规矩可一点没少。湖南路本是招待所，食宿按天计费。贺子珍日费三元，李敏和贺海峰一块半。她从不拖欠，也不允许家里人赊账。有时候工资紧张，就少打几道菜，自己在厨房熬稀饭。工作人员见状劝她，她摆手：“制度不能坏，我不成例外。”
彭德怀赴沪开会，总要抽空登门探望。每次见面先问身体，再问酱油盐巴还够不够。贺子珍怕麻烦人，总回一句：“都好，都好。”陈毅也来过一次，站在玉兰树下笑说以前在上海闯荡时的趣事，贺子珍听着听着，却因低烧被李敏扶回房休息。
1966年，她动过去北京的念头。规矩未撤，侄女贺小平只得硬着头皮劝阻。屋里沉默良久，挂钟滴答作响。贺子珍轻声问：“长征尚且走得过，这二百里路为何走不得？”小平红了眼圈，却还是那句话：“姨妈，组织不会同意。”最终，这份请求再度搁浅。
1967年，她因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医院与招待所来回奔波。1969年，年近花甲的贺子珍坐在湖南路的藤椅上，望着枝头的白玉兰，偶尔会想起二十年前在溧阳路为猪仔冲澡的日子。那是她离群众最近、也最自在的阶段。
外界传言这幢洋房是陈毅亲手安排，其实真正拍板的，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柯与她并不私交，纯粹出于照顾革命前辈。若按招待所标准论，待遇算不上奢侈，却胜在清净。
多年后，湖南路房子的围墙重新粉刷，假山也被修补，可那片草坪上再没出现过竹篱笆和猪圈。有人感慨：“她当年为了一家人生活，连养猪都干得不亦乐乎。”话虽朴素，却说出了贺子珍的本色——简单、要强、不肯欠人情。
1950年彭儒那声调笑，到底成了两位女红军最鲜活的回忆。它提醒人们：哪怕身处繁华上海，昔日战火中练就的自立精神，从未在贺子珍身上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