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三点，中南海西花厅的台阶刚被秋阳烘热，周恩来前脚跨进门，背后便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陈赓大将没等主人回头，已经把军帽往沙发上一搁，顺手拉开橱柜：“小超大姐，点心呢？今天可得管够！”一句半带撒娇的话，把隆重庄严的授衔日，硬生生拉回了黄埔时代的轻松氛围。
授衔仪式的余温还在手心，陈赓却惦记着西花厅的点心。他的随性与真诚，正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几十年不变的喜欢。周恩来站在门口笑着摇头，似乎又看到了三十一年前黄埔校园里那个演《矮子吃长面》的年轻学员。那次即兴表演，给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留下“天生乐观”的第一印象，也成为随后一串故事的开端。
时间拨回1924年5月。黄埔一期学员队列里，陈赓把大枪往肩上一甩，边走边哼小曲。午后站队本来枯燥，他却偏要活跃气氛，逗得同学前仰后合。周恩来看在眼里，非但没有责怪，还干脆把他拉进刚成立的“血花剧社”，一句“剧社就让陈赓操办”定下基调。东征途中，《皇帝梦》一演成名，血花剧社跟着部队，剧目胜似宣言。
剧场里的笑声在两年后突然切换到爱情插曲。1925年8月，周恩来忙得脱不开身，托陈赓去码头接邓颖超。陈赓握着一张模糊合影等到旅客散尽，也没认出未来嫂子。回营后一推门就嚷：“嫂子让周主任的破照片给耽误了！”话音刚落，邓颖超笑吟吟站在门口。闹剧化解后，他索性揽下婚礼筹备，办得热闹非凡。
同样热闹的，还有1927年“五大”会场。陈赓连续三次递情书给王根英，被贴在墙上“公示”。组会的同志一边起哄，一边看他脸红脖子粗地辩解“自由恋爱”。周恩来批评完场内秩序，仍暗中牵线，终让两位年轻人喜结连理。自此，两家深交，一直延续到新中国。
若只会搞笑，当然配不上“大将”二字。1935年8月穿越草地，周恩来高烧不退，被确诊为肝脓疡。医疗物资匮乏，唯有雪山冰块能暂时降温。陈赓带队连夜上山，背回冰雪救命。随后六昼夜，他又参与担架队，从沼泽一直抬到草地尽头。周恩来痊愈后说：“要不是那几名战士，还有陈赓，我下不来草地。”这话，他后来反复提起。
草地刚走出不久，张国焘分裂意图暴露，软硬兼施拉陈赓未果，还想暗算。消息传至周恩来，他立刻派人通知陈赓转移。一次雪夜的小路相遇，两人并肩站在松林里，周恩来低声叮嘱：“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这句提醒，陈赓放在心里，却依旧冲锋在前。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陈赓率兵入城。城门洞里，老兵悄悄问：“首长，您腿疼还骑不骑马？”陈赓摆摆手：“走着进城，省得老百姓看见枪响马嘶吓一跳。”腿伤留到和平年代，天气一阴就抽疼，可他从不把个人病痛挂嘴边。
1955年的授衔名单公布，外界揣测不断：谁是大将？名单一出，陈赓位列五人之一。有人评价他“功高不居”，也有人说“生性散淡”。其实散淡背后是极高的自律。授衔前，他担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常常熄灯后还在操场转悠，思考教学计划。学员半夜碰见，大将只挥挥手：“别紧张，早点休息。”
授衔后的热闹没有持续太久。那年冬天，陈赓被确诊为冠状动脉硬化。医生劝他静养，他嘴上答应，转身又跑回办公桌。1959年国庆前，病情恶化，中央决定让他退居二线。周恩来耐心劝解，他拍拍胸口：“放心，心脏不是玻璃。”实在拗不过安排，才勉强接受“疗养”二字。
1961年3月，为总结作战经验，陈赓连夜翻资料，写到天明。16日清晨，他捂着胸口倒在书桌旁，抢救持续数小时终未成功。58岁的战将就此谢幕。当天，周恩来在广州，接电报后沉默良久，只说一句：“通知北京，追悼会等我。”
3月25日，中山堂里挤满了肃穆身影，周恩来主持仪式，声音略带沙哑。礼成，他走到傅涯面前，低声交代：“有困难直接找我和邓大姐。”傅涯掏出一支刻着“恩来”名字的钢笔，说是陈赓临终托付。周恩来握着那支旧钢笔，没有再说话，良久才把它收进衣袋。
西花厅的橱柜后来依旧备着糕点，偶尔有年轻人来取材料，邓颖超总会笑着回忆：“陈赓爱吃甜食，拿去吧，别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