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夏，北京西城区一间灯光昏黄的档案室里，工作人员翻遍厚厚的烈士名册，还是找不到“赵宝成”三个字。空白页在拉页处晃动，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有一位曾经的总务厅厅长，一位血洒铜钵山的红军指挥员，正静静地等待归队。
这事说来并不复杂，却拖了整整三十年。档案缺位的背后，是一段坎坷到令人扼腕的往事。
1902年，山西太原。警宪处秘书赵世禄抱着刚出生的次子，给他起名“宝成”，寓意“保家成才”。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后来会在中央苏区赢得“中华苏维埃大管家”的外号。
时间来到1919年。五四新思潮席卷校园，少年赵宝成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他一边朗读《共产党宣言》，一边筹办“青年学会”。对书本，他有股钻劲；对黑暗，他不肯服软。阎锡山派心腹魏日靖来学校“立威”，不料年轻学生硬闯校长室，五花大绑把魏日靖扔到校门外。那一刻，赵宝成第一次尝到胜利的酣畅。三天对峙后，阎锡山不得不撤兵。
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奔波北平、河南、上海，一路从事地下交通联络。为了遮掩身份，他与石澹峰假扮旅馆老板娘、老板，日夜递送情报。她常对熟客打趣：“住店要登记，本店只登记姓氏，不登记立场。”台面一句玩笑，背后却是生与死的较量。
1932年深秋，两人抵达中央苏区瑞金。周恩来把总务厅重任交到赵宝成手里：钱粮、医药、布匹，一样不能短。不得不说，这活儿既费脑子也费心。苏区财政紧张，他写信回太原：“把家中旧宅卖了，现款速寄。”很快，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在瑞金拔地而起——这是党内第一座政权礼堂，也是第一座红军纪念塔。
好景不长。1934年夏，博古清查经费，指总务厅有“贪污嫌疑”。徐毅被扣，赵宝成主动请罪，“厅长”二字随即被摘。他被发往兵工厂看炉火，却依旧把车间管理得井井有条。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他受命留守。半年后，70人的游击小分队退至铜钵山，粮绝弹尽。1935年6月清晨，他抓起石块向包围上来的敌军猛掷，却被子弹击中胸口。当晚，他和整支队伍全部失联。
战争胜利后，石澹峰带着儿子石毅辗转秦晋。孩子长到十八岁参军，屡次申请入党，都被“材料存疑”挡了回来。政委私下告诉他：“家里先把历史问题弄清楚。”石毅这才知晓，父亲不仅“失踪”，还背着“挪用公款”黑锅。
1964年春，石澹峰拿起话筒拨给远在北京的邓颖超办公室。电话另一端静了几秒。随后，邓颖超轻声说道：“老赵的事，要请主席定夺，他记得最清。”这句提醒像是一把钥匙。第二年7月，一封长信和唯一一张旧照，经战友之手送到中南海。
毛泽东拆开信，看了几分钟，抬头对秘书说：“赵宝成，我在瑞金天天见，怎会认错？通知组织部，查实。”一句话落地，尘封岁月拨云见日。1966年春，优抚局给石毅送来红头文件：“赵宝成同志——革命烈士。”同年，山西省委在太原办追恤会，缺席三十年的名字终于镌刻进烈士名单。
追恤会上，老兵们交谈起昔日琐事：谁借过赵厅长的马车，谁在大礼堂第一次听到国际歌，谁在烈士塔下握拳宣誓。细节纷纷扬扬，如同春风吹皱汾河水。台下的石毅默默撑伞，他没出声，眼里却映着父亲名字下那抹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