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2日深夜，在朝鲜白马山的前沿阵地，志愿军38军114师340团文化教员谷中蛟，假装说去熟悉地形偷偷脱离了队伍。
他独自一人穿过阵地前沿的铁丝网和雷区，快速向韩军阵地走去。
在寒冷秋风中他不断回望自己刚离开的那片阵地，那里有他相处好几个月的战友，还有他承诺要教授的识字课本，也有他未能领到的棉衣。
当韩国第9师哨兵发现这个穿越火线的中国人时，谷中蛟用生硬的朝鲜语重复着喊道：“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我有重要情报。”
图｜谷中蛟
白马山位于铁原西北约10公里处，虽然海拔仅200余米，但却扼守着三八线中段的交通要道。这座山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但它的战略位置是至关重要的。
先从军事角度看，控制白马山就意味着可以监视和压制铁原至平康的公路干线，这条公路是联合国军在前线的重要补给线。
对志愿军而言夺取白马山就能直接威胁联合国军防线中部，为后续的进攻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
1952年秋，朝鲜战场陷入了僵持，双方沿三八线形成稳固防线。
为打破僵局志愿军决定发起第二阶段战术反击，在多个地点进行着有限度进攻，白马山就是选定目标其中之一。
韩国的第9师此时正驻守在白马山阵地，从1952年夏季换防至此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长时间的相对平静使韩军防御出现松懈迹象，据志愿军侦察兵报告，韩军甚至在阵地上举行运动会，戒备状态明显不足。
担负进攻任务的是志愿军第38军，这支部队在第二次战役中穿插三所里、龙源里，被彭德怀司令员称赞“万岁”的英雄部队。
经历前四次战役的激战，38军虽战绩辉煌但也伤亡重大，此时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白马山战役因此被赋予特殊意义，那就是既是战术需要，也是荣誉之战。
谷中蛟的人生轨迹与这支英雄部队本来是没有交集的。他原来是国军军官，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后接受了改造。
因为他有一定文化水平，所以后来被编入解放军担任文化教员。在当时的部队中，文化教员就是“知识分子”，主要是负责扫盲教育和宣传工作，正常是不会直接参与到一线作战的。
在战前准备阶段，38军从上到下进行了周密部署。为了达成进攻的突然性，部队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专门训练，模拟突破铁丝网、雷区和坚固防御工事。
谷中蛟所在的3营7连被指定为突击队之一。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原本不必上前线的文化教员却多次主动请战，要求加入突击队。
表面上看谷中蛟这种积极请战是“追求进步”的表现。因为在当时的部队环境中，勇敢参战是获得认可和晋升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深入观察后他这个决定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动机。
谷中蛟的昔日战友后来回忆说，这位文化教员平时话极其少，但“心思却很重”。
作为前国民党军官，他在解放军中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虽被被接纳，但却难以完全融入其中。
战前训练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每个战术动作都力求标准，但那种努力中总是透着一丝刻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谷中蛟对物质条件的异常关注。当他发现其他部队配发了新棉衣，而自己所在营部因为战术考虑暂缓发放时，他的不满情绪开始了滋长。
营领导跟他解释：棉衣厚重影响作战动作，而且战斗损耗后难以补充，待战斗结束再行发放更为合理。
这一解释大多数指战员都能接受，但谷中蛟内心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公感。“都要上前线拼命了，却连件棉衣都舍不得发”，他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52年10月初，朝鲜的夜晚已经开始有点冷了。谷中蛟躺在掩体中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手指摩挲着单薄的军装。
不远处有几名战士挤在一起取暖，低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听说攻下白马山，咱们就能换防休整了。”“要是能活着回去，我想给家里写封信。”“文化教员，到时候你可得帮俺写啊。”
这些对话像针一样刺在谷中蛟心上。他侧过身从贴身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那是部队下发的进攻动员令，上面简要说明了战斗意义和注意事项。
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有别的什么。
10月2日傍晚，谷中蛟找到排长提出想在总攻前“再到前沿熟悉一下地形”。
这个请求在战时环境下其实并不异常，可以说是非常正常，排长稍作思考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还只是叮嘱他“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没人注意到的是，谷中蛟离开时带走了他的所有个人物品，一个写满字的本子，一支钢笔，还有那枚他一直佩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
谷中蛟的投降在韩军阵地引发不小震动。哨兵最初以为这是志愿军的小股侦察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直到看清只有一个人，而且手无武器，才谨慎地将其控制。
被带到韩军第9师指挥部后，谷中蛟面对师长金钟五说出了改变战局的第一句话：“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进攻，从哪里进攻，有多少人。”
审问持续数小时。最开始韩军指挥官怀疑这是志愿军的计谋，故意派人来提供假情报误导防御部署。
但谷中蛟提供的信息详尽得令人不得不信：进攻发起时间、主攻方向、兵力配置、炮兵阵地位置、甚至各突击队的指挥官姓名！
谷中蛟对韩军陈述动机时是这样说的：“他们对我不公平，我为部队做了那么多却连基本的待遇都不能保证。”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过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昔日战友丧生时，他突然长时间沉默，最后竟然毫无人性低声说道：“战争本来就会死人。”
韩军第9师师长金钟五面临艰难抉择。因为尽管对谷中蛟的情报仍存疑虑，但作为前线指挥官，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10月3日凌晨，韩军开始全面调整防御部署：前沿阵地增配双倍哨兵，所有通讯线路埋入地下，阵地前铁丝网从3层增至5层，雷区密度增加一倍。
同时韩军紧急请求美军炮火支援，第8集团军司令部批准增调9个炮兵营和44辆坦克至白马山区域。
更关键的是韩军根据谷中蛟提供的志愿军炮兵阵地坐标，预先标定了反击火力。这意味着当志愿军炮兵开火时，将立即遭到针对性压制。
其实最后韩军并没有完全相信谷中蛟提供的全部信息。金钟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策略，按照情报加强防御，但同时也准备了应对其他可能性的预案。”
几乎在谷中蛟叛变的同时，38军前沿侦察兵发现韩军阵地的异常活动。这一情报迅速上报至军指挥部。
10月4日，38军军长江拥辉召集紧急作战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面色凝重。因为侦察部门汇报内容：韩军明显加强了白马山前沿防御，且似乎有针对性地调整了部署。
“谷中蛟可能叛变了。”有人低声说。会场瞬间陷入沉默。所有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精心准备的进攻计划可能已完全被暴露。
江拥辉这时也面临艰难选择：如果按原计划进攻，那必将面临严阵以待的敌人，如果推迟或取消进攻，那意味着一个多月的战备努力付诸东流，更可能影响整个秋季反击战的战略布局。
经过彻夜讨论并请示兵团司令部后，38军做出了那个后来备受争议的决定：进攻继续，但调整了部分战术细节。
为什么作战计划已被暴露的情况下还是选择继续进攻呢：因为觉得即使韩军获知了进攻计划，短时间内也难以完全调整防御体系，而志愿军仍然可凭借突击力量和战斗意志达成突破。
图｜江拥辉
1952年10月6日黄昏，白马山地区变得异常安静。到了18时整，志愿军炮火准备准时开始，但炮弹落下的同时，韩军预置的反击炮火几乎同步袭来。
38军炮兵阵地在开火后几分钟内就遭到敌军的压制性打击，这就是谷中蛟叛变后提供敌军情报的直接后果，因为韩军提前标定了他们的坐标。
更致命的是当突击队按原路线前进时，发现面对的是加强了的铁丝网和雷区，以及韩军猛烈的拦阻火力。原本计划的偷袭战瞬间变为伤亡惨烈的强攻。
战斗的第一天，38军伤亡就远远超过了预期。但箭已离弦，撤退就意味着更大的伤亡和战略被动。军指挥部只能不断投入预备队试图突破韩军防线。
随着战斗持续，白马山之战的规模远超双方的预期。韩军方面，总统李承晚亲自下令“死守白马山”，并紧急向前线增派新兵和物资。韩国军方甚至临时动员学生兵补充伤亡惨重的部队。
志愿军方面，38军陆续投入4个团的兵力，却始终无法巩固占领的阵地。韩军采取“失地即反扑”的战术，每次阵地易手都伴随着惨烈的拉锯战。
战役转折点出现在10月12日。此时的上甘岭战役已经打响，志愿军司令部不得不重新评估全局。白马山虽具战术价值，但已演变为消耗兵力的“绞肉机”。
10月14日夜，38军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度占领了白马山主峰，但缺乏足够兵力固守。第二天凌晨在韩军猛烈反扑下，志愿军被迫撤出已占领的阵地。
10月15日，38军停止了进攻，白马山战役终于落下帷幕。战后统计志愿军伤亡达6700余人，歼敌约9400人。从交换比看并非完全失利，但对比战前预期，这无疑是一场代价极其高昂的战役。
谷中蛟的叛变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战役结局！作战计划的完全暴露直接导致了战役初期的重大伤亡和战术被动。
白马山战役后，38军进行了深刻反思。部队强化了政治审查和人员管理，特别是对谷中蛟这类“特殊背景”人员的关注。
而志愿军整体也加强了对作战计划的保密措施，严格限制了作战信息的知悉范围。
图｜左起：梁兴初、江拥辉、刘西元
战争结束后谷中蛟逃往了台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叛徒并未获得国民党的重用。
在国民党眼中一个背叛过自己军队的人，忠诚度永远值得怀疑。
后来谷中蛟在台湾过着低调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孤独离世，几乎很少人知道他事曾经在朝鲜战场叛变改写一场战役的关键人物。
白马山战役在韩国被宣传为“白马山大捷”，韩军第9师因此获得“白马师”称号。
而在志愿军战史中，这场战斗则被客观记录为一次代价沉重的攻坚作战。战争不仅是武器和战术的较量，更是人心与忠诚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