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老将军杨成武刚过七十八岁生日。那年，他常带着随行秘书往返于北京与河北西柏坡之间，沿途望见一座座停产的工厂，烟囱不再冒烟，工人三三两两在门口抽旱烟。“这些人曾经拼过命支援国家建设，如今却这么难。”他低声说了一句，话音不大，却透出难以掩饰的焦灼。
同年夏天，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老区建设促成会，依靠老同志的号召力，为革命老区和老工业基地寻找新的生机。能挑这副担子的，非杨成武莫属。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位从闽西山村子弟一路打到北京的老将军，骨子里最看重“老区”二字，他把那片曾经灼热的红土地看作故乡的延伸。
就任会长后，杨成武不肯坐在办公室批文件。秋收时节，他拄着拐杖走进江西兴国的丘陵地带，与当地干部席地而坐。他问得最多的，竟不是宏大规划，而是“今天伙食费还够不够”“小学教师一月工资多少”。陪同人员一度觉得这些细节琐碎，他却摆手：“离了米面油，谈什么建设？”
其间，国企改革已然起势。1993年10月，南方某大型机械厂一次性宣布裁员三千人，消息传到北京，促老会办公室立即被求助信淹没。“让过去为国家作过贡献的工人下岗，我心里不同意。”杨成武在会上直截了当，这句硬话后来被工人们抄进标语，贴在车间灰墙上，字迹歪斜却振奋人心。
问题摆在眼前：改革浪潮谁也拦不住，下岗却不能等同于抛弃。杨成武给自己订了三条思路：找资源，搭平台，抓教育。听上去朴素，却有的放矢。为了给山西吕梁老区的下岗工人找出路，他跑到太原钢铁，促成一条建筑钢筋外销合作线；资金缺口仍旧巨大，他干脆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十万元作周转。秘书提醒他注意身体，他笑说：“我在战场上吃过草根树皮，花钱救人，总比花钱治病划算。”
有意思的是，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几乎到了“唠叨”的程度。1994年初冬，促老会只开了十几个人的小会，他仍反复强调：“宣传不是贴大字报，而是让群众看见你真帮了他。”会后，会员们分头下乡，用最简单的传单讲清贷款政策，效果出奇地好，七成下岗职工在春耕前拿到了补贴。
1995年，陕北米脂县闹水荒。县里来电，说二百口窖井只筹到三分之一资金。杨成武先电话里一句“别急”，随即跑去吉林军区老战友家“化缘”，两天凑了近二十万。把钱送到窖井施工现场，他在烈日下站了一整上午，看着第一抔土翻起，“就算心里踏实一点了。”旁人劝他休息，他却趁热打铁，要求县委同时解决周边下岗工人就业，“挖窖要人，别再雇外包队，让咱们自己人干活，钱落袋也落在这里”。
这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医生叮嘱静养，他不肯。住院期间，手边摊开的，仍是各地老区的资料。护士听不懂那些地名，他就耐心解释：“这是红军血染的地方，咱不能让他们断了希望。”病房窗外叶落无声，走廊里却常见部委干部被他“叫去谈话”，一聊就是两小时。
到了1996年夏天，焦热的太行山脚下，山西医学院操场上搭起简陋凉棚，杨成武拄杖而来。当地干部汇报：“吃水难，没产业。”他眉头一锁，提出“先解渴，再生财”的办法。当年秋天，山西第一个滴灌示范田落成，下岗工人成了技术员，靠劳务与分红，每户年增收两千多元。数据不算惊人，但对于那些曾经领着底薪的人来说，足够点亮炉火。
外界评价他“老黄牛”，其实他更像不肯停歇的箭，直指老区与工人命运的靶心。推动教育亦如此。1997年春节后，他联络北京几所高校，为赣南老区捐建实验室，还特地要求保留十个指标给在岗、下岗工人子女。有人担心教学质量，他反问：“孩子进不去课堂，谈何质量？”一句话堵得对方无话可说。
值得一提的是，他极少公开夸自己，却在一次内部总结里写下八个字：不计得失，心中有数。老区需要什么，下岗职工害怕什么，他掂量得分毫不差。1998年夏，他的病情加重，仍坚持批示一份《延安南泥湾帮扶方案》。护士轻声提醒：“将军，您该休息了。”他微笑回应：“再忙一会儿，工人还等着粮种。”
促老会后来换了新班子，依然沿用杨成武订下的章程：帮扶与造血并重，绝不口号当饭吃。旧档案里，存着他亲手批改的十几份计划书，墨迹因汗水略微晕开。它们见证了一个老兵对工人、对老区不变的牵挂。
杨成武去世后，有老工人在追思会上悄声说：“要不是那十万元，家里早断顿。”话音轻，却戳人心。历史没有刻意渲染那份执拗，却在一封封感谢信、一个个水窖里沉淀下来。
今天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仍能清晰读到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让下岗工人自生自灭，我心里不同意。”在暴风骤雨般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位老兵留下的最朴素、最坚决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