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0日，武昌车站的站务员接过一张前往黄冈方向的车票时，并没认出购票人正是出席武汉会议的林彪。随行秘书提醒他换了便装，帽檐压得很低，车厢里几乎没人敢把这位共和国元帅和普通乘客联系在一起。此行并非公务，他要回阔别二十年的回龙镇。列车晃动中，林彪神情专注，手里不时摩挲着一只旧皮夹，里面放着三千元现金和一张淡黄色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眉眼温婉，正是汪静宜。
夜幕降临，火车抵达黄冈。林彪没有惊动地方领导，用最快速度钻进早已联系好的吉普车，连灯都没开就向山里的回龙镇驶去。车窗外稻浪翻滚，他却沉默不语，似乎在盘算怎样把那笔钱体面地交出去，同时又不让人猜透自己的心思。
回龙镇还保留着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模样。青石板铺就的小巷里，油灯闪烁，年少时的欢笑与脚步仿佛仍在回响。吉普车停在镇口，公社书记陈孝忠早已等候多时。书记小跑上前刚想敬礼，就被林彪轻轻按住胳膊：“别闹声势，乡亲们一天到晚辛苦。”语速极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两人并肩走进镇子，天色暗得彻底，没人认出这位昔日的“神枪军长”。沿途木屋错落，炊烟已散，只有秋虫声此起彼伏。林彪开口第一句话不是问父老，而是问那位少女的近况：“汪静宜，可还好？”陈孝忠愣住片刻，小声作答：“人倒硬朗，就是独居，日子清苦。”简短的回复让林彪眉头轻蹙，却未再追问。
来到林家老宅，院门锈迹斑斑。林彪站在台阶前驻足良久，终于回头，从皮夹里把三千元递给陈孝忠。“明天一早，你替我送到她手里。说是组织的补助，别提我的名字。”语气平静，却夹着不易察觉的颤动。陈孝忠握着成捆的钞票，一时语塞，只闷声应道：“明白。”
夜深，林彪在空荡荡的老屋里翻看旧物。破损的藤椅、斑驳的墙壁、角落里蒙灰的私塾课本，都把他拉回少年时代。那段时候，他抗拒父母包办婚姻，只想着闯天下。汪静宜却安静地守在同一条巷子里，逢年过节提着糖果来请安，笑得腼腆。后来他奔赴武汉、广州、井冈山，山高水长，书信难通，他几乎忘记了这门早在摇篮里就定下的亲事。
1938年春，身在陕北的林彪用一封家书宣告自己已在延安成婚。这条消息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远在湖北的汪静宜，她昏倒在堂屋。家人劝她改嫁，她只是摇头：“先做人，再论婚嫁，这辈子我守定了。”自此，守便成了她全部的人生。
汪家后来连遭变故，父母相继离世，弟妹外迁，她靠做布鞋、绣枕头维持生计。镇上人常劝她放下执念，她笑而不答，把所有言语藏在缝纫机的嗒嗒声里。偶尔有人提起林彪，她只是抬眼望向山那边：“他在外面打天下，便让他安心去打。”
凌晨的鸡鸣声把林彪从回忆中拉回现实。他抬头望见窗外的银河，忽而想到长征路上最艰苦的日子——饥饿、雪山、草地、生死一线，可那时的自己从未感到孤单，因为前方的信仰如同灯塔。如今灯塔依旧，心底却多出一份难以名状的愧疚。
天亮后，林彪婉拒了镇里准备的接风饭局，只在祖坟前烧了几张纸，随后离开。吉普车开出十几里，他忽然回头望向那片矮山，像是在与什么告别。山风吹过，车尾卷起尘土，很快消失在公路尽头。
同一时刻，陈孝忠来到汪静宜的土砖屋。老人正低头纳鞋底，窗前光线昏黄。“汪大姐，县里争取到一笔困难补助，这是给您的。”说着，他掏出那叠钞票。汪静宜抬头，眼神澄澈，却未伸手：“我没报过困难，你拿回去吧。”陈孝忠只得违心劝：“是上边关怀，您收着。”老人轻轻摇头，偏不肯接。三番五次推拒后，她忽然抬手抹泪：“是不是……阿彪回来了？”陈孝忠沉默。半晌，他低声道：“是他让我转交，可他吩咐，不能提名字。”话音落地，汪静宜泣不成声。
钱最终被整整齐齐放在木箱里。汪静宜没有动一分，她说：“这是他的心意，不是我的生活费。”四年后，1963年初夏，她弥留之际吩咐外甥女：“把我葬在后山，再空个位置给他。”嘱咐完，她合上双眼，手心还紧握着那张发黄的照片。
后来有人整理遗物，在枕边找到了那件未曾落地的红缎嫁衣。针脚细密，颜色依旧鲜亮。陪伴她半生的三千元被一层层油纸包好，放在衣襟里。镇里的老人们说，汪姑娘把自己的一生，缝在了那件嫁衣上，也缝在了一个早已飘向远方的名字里。
再提起林彪，人们总想到战场上那位雷厉风行的将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战火连天的年月曾错过一段旧情，更鲜有人知道，那段旧情以一笔三千元的沉甸甸歉意，最终埋在了黄冈的青山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