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的一个寒夜，基辛格在河内主席府外停下脚步。陪同的黎德寿压低声音提醒：“先生，这里展示的是我们千年抗争的故事。”短短一句，把美国特使拉回了越南人的历史叙事——那是一条既离不开北方邻国，又不断要摆脱北方邻国的曲折路线。河内博物馆展柜里的每一件铜鼓、兵符都暗示着同一个主题：要做中南半岛的话事人。几年后，这段亲身见闻被基辛格写进回忆录，与另一份更为隐秘的文本——胡志明遗嘱草稿——遥相呼应。
时间往前拨到1965年春。胡志明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越共中央政治局把病房临时改成办公室，一场特殊的笔录在病榻旁展开。起草人是长年贴身工作的秘书武曰珍，他把主席口述的要点分门别类记录，准备留作政治遗产。公开版本里，人们看到了“解放全国”“党内团结”“国际主义”诸条，却始终没见到那句刺眼的话——“越南要主宰印支半岛”。据说这一条曾被用铅笔写在草稿页边，随后被划掉。是谁划的？时间久远，已难确证，但关联的一连串反应极耐人寻味。
资料最早见诸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书中写道，1965年底，中方代表团带着一沓电报和胡志明草稿对照讨论，对那句“主宰”提出强烈保留。理由很朴素：中苏两大国都在援越，越南若自称“主宰”，势必引起小国恐慌，也与同志加兄弟的口头承诺格格不入。口头分歧最终落到纸面，草稿被分成 A 与 B 两份，B 份删去了“主宰论”，并成为日后公开的基础文本。
有意思的是，当年亲中派黄文欢一直在草稿旁听，他后来流亡北京，在1981年《人民日报》上投文控诉：“黎笋篡改了主席遗嘱！”舆论一片哗然。外界最关心的并非兄弟党之间的暗战，而是那句传闻中的“主宰印支”。黄文欢文章没正面确认，却给出模糊提示——胡志明确实希望越南在中南半岛拥有“领头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领头”与“主宰”分量不同。到底如何区分？当事人已不在场，只留下扑朔迷离的空白。
与此同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也提供了侧影。1978年11月，他在总统府与邓小平长谈。邓公提到，越南多年来有一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李光耀把这句话写进回忆录，配上一段自己的判断——如果联邦成形，“东南亚多国将失去缓冲，苏联南下的通道也就打开”。东南亚多年担心的，正是越南背靠大国、向外伸手的格局。
回到1960年代，越南为何急于规划大版图？看两组数字：1959年至1965年，美军对越南投掷炸弹数量达66万吨，北方工业系统屡遭瘫痪；同一时期，苏联和中国的物资援助每年合计突破五亿美元。物资流入让河内看到战后重建的希望，更让他们相信，只要熬过这场消耗，就有资本整合整个中南半岛。换言之，“主宰论”既是历史情结，也是成本—收益推演后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当遗嘱草稿流出片段时，我国方面产生了明显不满。决策层担心，一旦越南真将老挝、柬埔寨视作“后院”，势必与中国的周边安全发生直接碰撞。1965年至1966年，两国在北京和河内之间互派工作组，话里话外把焦点放在“如何共同反美”，避免让“主宰印支”一说坐实。越方表面点头，却从未彻底放弃更大构想。基辛格看得透，他在书里写道：“河内只为河内本身而战。”
事态发展的拐点出现在1975年春。西贡政权崩溃，越南一举完成南北统一。胜利冲昏了高层，也催生了对外战略急转。不到三年，越军二十万兵锋直指金边，宣称“粉碎波尔布特的侵略”。实情如何？不少档案显示，柬埔寨边境摩擦固然存在，但越南上层更想借机推进所谓“印支联邦蓝图”。从65年的遗嘱到78年的出兵，一条清晰的脉络浮出水面。
越柬之战持续到1990年8月越军最后一批撤离。十一年里，越南不仅耗掉大量财政，还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此举与当年遗嘱草稿中的“强国”愿景形成讽刺对照：想做龙头，结果自己先被捆住手脚。1986年后黎笋去世，河内转向“革新开放”，暂时搁置区域联邦设想，但历史记录告诉人们，那份欲望曾经真实存在。
再把镜头拉向中国。1965年审阅草稿时，北京正忙于援越抗美，同意给出大量武器装备。若默认邻国“主宰印支”的提法，无异于拿援助帮别人扩张。中国不满，情理之中。况且，中南半岛上老挝、柬埔寨历来与中国保持文化和宗教联系，安全边界更无可轻忽。正因如此，周恩来在多次会谈中提醒越方：“革命胜利后，切忌忘记邻居感受。”遗憾的是，这番提醒没有完全奏效。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胡志明本人曾接受过中国长期支持，为何仍保留“主宰”念头？答案可以从越南历史文化里找到线索。儒家科举制度在那里沿袭近千年，培育出一批自认“文明中心”的士大夫；同时，越南和琅琊、交趾的抗争记忆又不断强化“自卫—反击—扩张”的循环。两股力量交织，使得越南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双面性”：既吸收影响，又戒备甚至回击。正因为如此，《胡志明遗嘱》未公开部分才显得尤为关键——那或许是越南民族心理写照的浓缩。
关于草稿真伪，学界尚无定论。傅高义取材主要来自1960年代在越南的华语译件；基辛格与李光耀则提供了印证性口述；黄文欢的文章虽充满个人立场，却给出了时间节点与人物名单，细节吻合度不低。综合多方材料，胡志明至少在晚年提到过“强国”与“主宰”一类字眼，这一点较难否认。
半个多世纪过去，完整遗嘱仍未公开。越南官方不止一次表示“将适时披露”，却始终未给时间表。原因无非三点：一是涉及对外关系敏感；二是与党内派系旧账相连；三是“主宰论”与现行外交口径有冲突。越南今天强调“独立、多边、全方位”，一旦全文公布，若出现与现行路线相悖的语句，必然需要额外的政治注释，风险不小。
站在历史档案的角度观望，这份遗嘱草稿就是拼图里缺失的一块。它关系到1960年代援越抗美的战略互动，也为1970—1980年代中越、越柬关系提供动机解释。越南曾想做印支的轴心，中国当然警惕；草稿背后的博弈，揭示了冷战时代小国如何在大国夹缝中谋求最大利益。未来何时能见到完整文本，不得而知，但草稿留下的空白，本身就已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