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开城郊外的树林里蝉声此起彼伏。就在这看似平静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几台吉普车悄悄驶离驻地，没有鸣笛，也没有挥手告别。车上坐着彭德怀、邓华和李克农。他们并非前往谈判桌，而是按照临时更改的路线撤往安全地带。几个小时后，美军战机扑向原驻地，浓烟直冲云霄。彭德怀抬头，沉声一句：“幸亏提前走。”这一幕，为历时两年零十八天的停战谈判写下惊险一笔。
把镜头拉回1951年7月。当时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阵线重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提出谈判，试图摆脱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毛泽东审时度势，同意设桌谈判，但强调“谈而不退，边打边谈”。于是，周恩来点名李克农“坐镇前沿”。李克农52岁，患哮喘多年，可他只说：“能喘气就能工作。”
7月5日夜，他同乔冠华抵达安东（今丹东），次日清晨渡江入朝。金日成亲自接见，寒暄后直奔开城。那时的开城仍是断壁残垣，房屋多被战火掀掉屋顶，代表团只能把几座旧日式旅馆匆匆修成会场和驻地。李克农夜里对邓华半开玩笑：“屋顶是通风好的好处，缺点就是防空不行。”一句轻松话，道出谈判环境的凶险。
第一次正式会谈定于7月10日。美方代表乔伊中将带队，入场便抢首席，把南朝鲜旗帜与联合国旗并列摆在桌上，摆明想打心理战。南日大将淡笑不语，李克农却悄悄示意服务员在我方席前放置铜盆底座，让朝鲜国旗高出对方整整四厘米。旗子高度的小动作，让乔伊皱眉，却找不到借口发作。外交桌上，几厘米往往胜过几公里。
7月13日，双方讨论议程。美方甩出九条草案，通篇回避撤军与分界线，只强调战俘“自由遣返”和“中立国监督”。李克农把草案推回去，轻声对翻译说：“告诉他们，先谈停火线。”乔伊面色一沉，硬拖两个小时不发言，试图耗光中朝耐心。李克农示意全场静坐，他自己端杯冷茶慢慢品。132分钟沉默后，美方先撑不住宣布休会。对峙中软硬兼施，李克农第一次显露掌控节奏的能力。
夏末，李克农收到北平加急电报——父亲病逝。山海关外，天高路远，他却只能在军用电台里对弟弟留下一句“好好安葬”，随即投入新一轮谈判。那天夜里，他哮喘发作，被警卫从地板上扶起来，依旧坚持批阅记录。彭德怀劝他回国诊治，他摇头：“临阵换人，节奏全乱。”
1952年年底，战场形势进入胶着，谈判也陷入拉锯。美方希望以猛烈轰炸迫使朝方让步，克拉克将军更是公开扬言“让开城谈判团听到炸弹声”。李克农觉察到危险。他注意到乔伊会后与空军联络官耳语时间变长，眼神闪躲。1月中旬，他向彭德怀建议：“驻地该换了。”彭德怀点头：“今晚就走。”于是出现开头那场夜撤，成功避开轰炸。
谈判最棘手的是战俘处理。美方坚持“自愿遣返”，意图分化志愿军；我方提出“全部交换”。1953年4月板门店再度交锋，美方代表哈里逊少将试探口风：“假如你们不接受数字方案，难道要再打两年？”邓华立刻回击：“打到你们同意为止。”李克农补刀：“也许不需要两年。”一句话让对方语塞。几天后，美方同意按国籍筛选战俘，并接受朝鲜停火线大体沿“三八线”划定。
7月23日，各方起草停战协定文本。签字人名单原定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李克农却在校对时突然提出异议：“李承晚对停战极端不满，若搞破坏，司令员在场风险太大，改由首席代表即可。”这番话在会议室掷地有声。美方沉吟片刻，同意调整。事实证明判断正确——同日夜里，南朝鲜军队在数处前沿阵地发动小规模袭扰，却未能影响签字仪式。
7月27日上午10时，板门店木屋内，朝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先后落笔。签字用时八分钟，战场炮火随即停止。李克农没有到场，他在几公里外的简易指挥部通过望远镜观测全程，确认双方交换协议文本后，才放松地靠在椅背上，咳嗽声不断，却难掩神情的轻松。
停战实现，中国志愿军代价沉重，却也赢得了战略主动。李克农两年间历经二百余场正式或非正式会谈，批示电报上千份，先后五次建议更换驻地或加强防护，全部验证有效。彭德怀回国总结经验时说：“战场胜在勇，谈判胜在智。李克农之智，撑住了谈判桌。”这评价并非客套。
1955年春，李克农哮喘加剧，转任外交部顾问。那一年他给昔日战友写信：“板门店的夜风很冷，但人心必须冷静。冷静，是打赢没有硝烟的仗唯一武器。”信纸泛黄，却记录了一个情报和外交奇才在炮火与谈判交织处立身的准则。
回看这段历程，朝鲜战场上的枪炮声已成过往，但停战桌前那几分冷静与警觉，依旧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