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一份尘封三十余年的案卷被送到北京海淀玉泉山。值班参谋轻声提醒：“首长，这是关于沙飞的新材料。”聂荣臻抬头，花白的眉间掠过一丝踟蹰。那年，他七十二岁，身居科技口已久，手边摆满导弹和卫星的数据报告，却突然被这位“老摄影兵”的名字拽回烽火年代。
案卷上厚厚的医疗记录格外扎眼——“精神分裂症”“躁狂”“妄想”，时间从1949年一直往前追溯到太行深处的前线救护站。聂荣臻慢慢合上卷宗，眼前浮现的是1937年八路军合影时那个背着莱卡机身、脸庞消瘦却活力十足的小伙子。沙飞的镜头曾让敌后根据地第一次在全国报纸上有了生动表情，他记录的《挺进敌后》和《塞上风云》至今仍在军史馆里闪着银白光泽。
第一次相遇，发生在凉秋的五台山。八路军115师正分兵挺进，阴沉小雨把战士们的军装浸得发亮。沙飞踩着泥泞，硬是跟着前线侦察班爬上岭头抢拍了一张“跃出战壕”的瞬间。照片次日刊于《抗敌报》，“像在吼叫，像在扑向敌人”，很多老战士后来回忆，这幅定格让他们第一次感觉自己不仅活在枪声里，也活在历史里。
沙飞的才气有目共睹，却也从早年就埋下隐忧。身体羸弱、情绪多变，加之从上海到太行一路颠沛，他时常夜半惊醒。医务所给的诊断是“神经衰弱”，在那年代谁会把这同严肃的精神疾病联系起来？抗战紧张，药品稀缺，只能靠意志硬撑。
1943年，聂荣臻去延安述职，偶遇沙飞与前妻王辉。几句旁敲侧击，他促成旧侣复合，还专门打电报把两个孩子接回根据地。那一晚，一家四口围着昏暗油灯小声交谈，沙飞说这是自己“最亮的一卷底片”。然而短暂温情难敌战火劳累，他的病症愈加明显，昏厥、幻听、易怒轮番来袭。组织几次提出让他后方休养，他却不肯离开暗室和前线。
到了1949年初冬，新政权刚刚站稳脚跟，部队又急需宣传影像，沙飞依旧往返石家庄和平医院和兵站之间。12月15日清晨，他突然情绪爆裂，举枪击中了日籍军医津泽胜。两声枪响，让整座院区瞬间寂静。逮捕、审讯、军事法庭，一切程序在当年紧锣密鼓完成。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的判决书用词冷硬：蓄意杀人，影响恶劣，依法处死。
1950年3月4日，石家庄西郊。执行场风很大，沙飞被压在干枯的杨树林旁。他请求带上相机遭到拒绝，最后一句话是：“请把底片交战友。”枪声后，现场只剩随风翻动的草纸记录。此后很长时间，沙飞的署名被悄然删去，许多摄影作品改用“佚名”。
过去的年代里，责任需要明快处理。对外籍友人造成伤害，而且正值政权初立，军法处没有退路。聂荣臻在判决书上签字，那天夜里他未做任何解释，只轻声叹气。外人不知道的是，沙飞的照片曾无偿贡献给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也记录了白求恩抢救伤员的灯火通宵。莱丁娜相机，是白求恩弥留时亲手托付。两位从没同桌吃过饭的朋友，用镜头和手术刀互为见证。
时光推到1982年重新复查，精神病学诊断体系早已改变。大量医护笔录显示，沙飞动作失控前已出现连续数周的幻觉与狂躁，用今日标准，他完全符合“刑事不负责任”条件。聂荣臻在批示里写下十一个字：“如果确属精神病，应予平反。”寥寥数字，道出内心长久的钝痛。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发文撤销原判，恢复军籍，并确认抚恤。文件送到聂荣臻桌前，他沉默许久，对秘书说：“落实就好。”随后把纸折起，放进抽屉。他没再谈细节，也没公开自责，但身边参谋记得，老人从那时起常翻看抗战照片，看见沙飞作品会停顿几秒。
2004年6月，石家庄烈士陵园内，沙飞塑像揭幕。聂力受邀而来，她走进展厅，被一幅《战地广播员》吸引。那张照片定格的，是一名衣衫褴褛的青年手握口哨，把最新战况喊进山谷。旁白写着“1941年初春，晋察冀”。在场的很多人不知道，拍摄者当时高烧不退，坚持爬了两公里山路，只为捕捉这一秒鼓舞。
塑像前摆满白菊。风吹过，仿佛暗室冲洗时化学药水的味道，也像山城执行场的尘土。照片没有说话，可光影里的硝烟与呐喊依旧鲜活。有人问起当年的错判，应归咎谁人。真正复杂的，是一个时代对精神疾病的无知、对外事顾虑的紧张，以及战后重建的多重压力。错案矫正已属必然，痛楚却难以消弭。
聂荣臻去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那份1986年的复审文件被单独夹在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旁边是一卷泛黄底片，标注“1938 · 延安”。没有人再去追问他为何保留这些物件。依照档案记录，那卷底片上是一座窑洞门前，沙飞笑眯眯地举着相机，旁边站着年轻的聂荣臻。画面里，两人神情轻松，似乎正商量下一张该怎样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