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3日下午，北京天空泛着浅灰，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施工工地的尘土味。就在这一天，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争论近一年的国徽方案终于尘埃落定。
会场短暂的掌声后，许多人回想起此前紧张而又繁琐的设计历程。从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征集启事，到今天的正式通过，整整走了十一个月。看似只是一个徽章，却牵动着两代艺术家、建筑师与政治家不同维度的考量：传统符号要不要用？现代工业该怎样表现？以及，如何让全国人民一眼就看懂它的含义。
征集阶段，投稿数量远少于国旗，理由简单：国徽比国旗复杂太多。工农联盟、民族团结、近代革命和五千年文明得同时塞进有限空间，任何一个视角被弱化都可能引发争议。短短一个月，只收到两百余份草图，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投稿把古代官印照搬上来，完全不顾新中国诞生后的时代气息。
于是，领导人干脆把任务转移给最懂建筑、最会画画的人。清华营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负责一组，中央美院的张仃带队另一组，双线并行，互不干扰。两组团队都在中南海附近找了僻静院落，白天埋头勾线，夜里狂写注释，有时天亮才散场。张仃后来回忆那段生活，称“咖啡和香烟比稿纸还要多”。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方案，主角是一块玉璧。玉璧中央嵌齿轮，外圈麦穗环抱，象征工农联盟；红色绶带缠绕其上，寓意革命团结；五颗星布局沿用国旗设计，党与人民主次分明。金、玉、红三色交织，既温润又隆重，不少专家啧啧称赞，认为把中国传统工艺的含蓄之美发挥到极致。
然而问题也随之冒头。玉璧、汉隶字体、飘带纹样的组合太古典，到底适合新生的共和国吗？几位评审直言：“好看，但像出土文物，缺少现代力度。”这并非苛刻，而是现实需求——1949年是工业化元年，全国到处是冒烟的烟囱与轰鸣的机床，国徽不能只停留在青铜器与翡翠的意境里。
张仃的团队思路截然不同，他们认为“要把开国大典的影像定格”。最终端出的草图以天安门城楼为主视觉，齿轮、嘉禾、红绶带和五颗星悉数到位。更大胆的是，背面还画了一张中国地图与曙光，一道道光芒代表三十一省区。整张图热烈、直接、充满现场感，像是呼啸的礼炮声扑面而来。
两份方案同时摆到审查桌上时，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几乎对半开。有人觉得梁林版气质高雅、象征深远；也有人担心群众难以一眼识别。另一边，张仃版被称作“热血沸腾”，却被古典学者批评“太直白不含蓄”。会议室里争论不断，张稿与梁稿的草图被翻来覆去，纸边都起了毛。
到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专题会议时还没定论。周恩来反复斟酌后说了句：“要的是精神，而非花哨。”短短九个字，把评判标准压回“象征新中国”这个唯一核心。审美高低固然要顾及，但向全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使命更重要。
投票结果最终出现微弱差距，张仃团队胜出。不过，周恩来还是拉住梁思成，希望把两者长处结合。就这样，一个“融合版”开始孕育：保留天安门主体和五颗星的现代感，吸收梁林方案的金色与嘉禾纹饰，删去地图与光芒，用红带连缀麦穗，整体色彩收敛、结构对称。
重新设计的一百多天里，梁思成反复推敲比例，林徽因抓细节调整。有人偷偷计算，她在草图上画过的红五角星不下五百枚，只为寻找最佳角度与大小。不得不说，这样近乎苛刻的执念让最终版本的庄重、明晰、现代与传统恰到好处地合而为一。
1950年6月，定稿刻样完成。铜质徽章直径80厘米，三层喷漆，表面罩清漆防锈。首批六枚由上海工艺美术厂制成，同月22日夜运抵北京。次日下午二时，政协会议展示样品，投票通过；三时许，新华社播发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成为当日各地报纸头版头条。
遗憾的是，林徽因那款精美的“金镶玉”徽章随之被束之高阁，直到多年后才陆续在展览中亮相。不少观众第一次看到它时仍惊叹不已，感慨“真漂亮，就是不太像国徽”。审美与功能的冲突在这里被无限放大，却也让世人领悟到设计选拔背后并非简单的优劣评比，而是时代定位与国家需求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定稿通过后不到三周，天安门城楼便挂上了新国徽。悬挂那天，北京城夏雷滚滚，雨点密集，工作人员在脚手架上浑身湿透仍咬牙作业。傍晚雨歇，夕阳透出赤金光，徽章金闪闪的外圈与猩红底色同时被点亮，现场围观的市民爆发出掌声。没有夸张的礼炮，也没有彩车巡游，但那一刻，全国人民都知道，属于自己的国家符号终于在空中闪耀。
六十多年过去，国徽图案未曾有过大的改动，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它之所以历久弥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年那场见血见汗的集体创作。林徽因的落选方案留给后人无限惋惜，却也从侧面印证了国徽定稿“兼顾传统与现代”的正确方向。历史有时会淘汰精美，只为守住更宏大的象征意义。
如今再翻开当年的草图，仍能感受到那一代设计者对国家未来的热切期待：无论是玉璧的温润，还是天安门的雄浑，目标都指向同一件事——让十三亿多人民看到“这是我们的共和国”。那枚定格在城楼上的国徽，正是这种共同愿望的实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