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8日傍晚，中南海丰泽园的梧桐叶被北风吹得哗啦啦直响。主席刚批完一摞电报，听卫士报告说周世钊到了，立刻起身迎出书房。相距二十多年重续的友情，如今日子越走越密，两人一见面便像又回到湖南第一师范的宿舍。
炉子里炭火噼啪，茶香升腾。周世钊细心，却拗不过心里的忧虑，终于低声问出那个憋了许久的问题：“岸英烈士……与彭总真没有半分责任？”短短一句，房里静得能听见炭灰落盘。主席抬头，眼神沉稳：“责任在侵略者，不在老彭。”说完，才慢慢续上往事的来龙去脉。
时间拨回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火突然燃起，美军跨过三八线，一路轰到鸭绿江边。入侵的脚步声，只差一步就踏在东北土地上。中央几次紧急会议，形势摆在面前：若朝鲜失守，台湾、越南与朝鲜三把尖刀将同时指向新中国。那时，新政权满打满算才一周岁。出兵，凶险；不出兵，更凶险。讨论拉了又拉，直到10月2日夜，才定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主帅非彭德怀莫属。可谁也想不到，主席唯一登记在册的儿子——毛岸英，主动递交请战书。军委最先持保留态度，彭德怀也皱眉。他说：“岸英年轻，还是留在总部吧。”岸英摇头，只一句：“我是志愿入伍的解放军战士。”主席没有立刻表态，而是连夜给彭德怀写信，最终双方达成一致：以普通参谋身份随司令部入朝。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首役后，美空军极力侦察，总部几经转移。11月25日上午，美机突然俯冲，燃烧弹倾泻。木屋化作火海，毛岸英与高瑞欣来不及冲出，壮烈牺牲。那天，彭德怀蹲在废墟前足足沉默了半小时，随后才给中央拍去电报。五十多字，他改了七遍。
消息送到北京，周世钊正在政治研究院听课。课间，他看见校务处突然降半旗，心里猛地一紧。数日后，他获准进中南海吊唁。屋内静默，主席双眼通红，却把哭声硬生生憋回胸腔。有意思的是，他先谈的不是个人悲痛，而是追问最新的后勤补给数据：“第二批棉衣什么时候到安州？”几名参谋答复后，主席才嘱托：“战士要暖脚，东北风硬。”一句话，听得周世钊眼眶发酸。
1951年春，局势出现转折。三八线上，坑道战、穿插战接连奏效；美军兵力被拖成拉锯。在政务与作战两头烧脑的间隙，主席依旧惦记着这位旧日同窗。三月下旬，他三次通过卫士传话：“周兄有闲，到园子里坐坐。”一次聊诗，谈到杜甫“同舟共济”，一次谈教育，夸湖南师范毕业生下乡办夜校，还有一次，就是那场著名的小范围漫谈——岸英之死。
谈话里，周世钊仍放心不下：“若总部多建一排地堡，可否避免悲剧？”主席摇头，语调平稳：“战争不挑人名。儿子是兵，就得站在士兵的位置。若我避开他，别人会怎么想？”说完，他抽出一页纸，写了十六个字递给周世钊：为国捐躯，浩气长存；以子作则，众志成城。
友谊在战火考验下反而更坚韧。1953年停战后，主席致信周世钊，请他整理湖南教育调查，年底亲自批示转给高教部。1955年授衔大典前夕，主席又把几位老同学请到怀仁堂，举杯庆贺共和国第一批将帅的诞生。席间，他指着红墙外的石狮笑言：“从前咱俩同睡小木板，现在一个国家要给我和老彭都安排大屋，世道真变了。”
值得一提的是，周世钊不仅关心国家大事，也劝主席注意作息。他数次提议：“夜里三点批文件，太伤身。”主席半开玩笑：“夜晚安静，思路最清。”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警卫员帮忙想折中法——把文件分头预处理，让主席提前半小时收工。这件小事，成了丰泽园里长久的“妥协成果”。
1960年代，国家局势再度紧张，但两人依然书信不断。周世钊寄去《晚晴集》，主席回赠《登庐山》手稿。有人统计，他们建国后的往来诗稿超过三百首，涵盖战事、教育、医药、农桑，主题五花八门，却皆是忧国心、赤子情。
1974年夏天，周世钊病重住进协和医院。主席得知后，让医疗组代为问候。彼时，主席身体也大不如前。他在便签上写下寥寥八字：“病须静养，诗可自吟。”不久，两人相继离世，跨越六十年的师友情画上休止符，却留下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