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春，芜湖郊外的田埂上还残留着去年收割后折断的稻茬，一位身着旧军装的中年人正蹲在渠道边察看水位。两名随行干部小声议论：“你真敢信？他当过自治区一把手。”同事摆手：“嘘，王书记听见了可不好。”话音被风吹散，王恩茂却分明捕捉到了，他抬起头淡淡一笑，没有解释，也没有停下丈量沟渠的动作。
从新疆第一书记被调到安徽芜湖地委副书记，跨度之大，让本地干部至今摸不着头脑。更何况，眼前这位在戈壁滩上统兵万人的开国中将，对降职没有半句怨言——这份平静恰恰昭示了背后的复杂。
再往前推六年。1969年那场全国范围的风暴里，王恩茂被打成“资本主义的走狗”。此前，毛主席曾当面肯定过他的工作：“王恩茂不会被打倒。”然而局势汹涌，人言可畏，所有光环一夜暗淡。1971年秋，调令下发，他带着简单行李离开乌鲁木齐，直奔长江中游的小城。
抵达芜湖的第一周，地委安排他分管农口。有人故意冷处理，文件不到他手里，会议不通知。王恩茂没生气，他每天踩着自行车下乡，走完了沿江的四十多个公社。“先把情况摸透，再想办法”，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节奏。
时间来到1975年3月27日。南京军区副政委廖汉生路过芜湖探望老战友。两人隔着一壶开水对坐，沉默了好半晌。廖汉生放下茶杯低声说：“还是得让中央知道你的情况。”王恩茂摇头，“让主席操心，我不忍。”话虽如此，深夜灯下，他还是提笔写信：请求回到军队工作，继续为党尽责。
信很快送到中南海。翻到第二页，毛主席眉头紧锁，重重一拍桌子：“荒唐！一个自治区的一把手、堂堂中将，居然被摁在地委副书记的位置上。简直太不像话！”身旁的秘书记下指示，转身去请叶剑英。
随后一周内，调令批复：王恩茂调南京军区，任副政委。电报传到芜湖那天傍晚，地委大院的梧桐沙沙作响。工作人员冲进他办公室：“王副政委，命令下来了！”王恩茂合上笔记本，神情平和，只说一句：“那就收拾行李，明早动身。”
可别小看“王副政委”几个字的分量。1930年，他在湖北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他带着宣传队走村串寨，一路动员壮丁参军；抗战时期，他随359旅开荒南泥湾，刀枪与锄头轮番上场；解放战争的青化砭之役，他指挥第二纵队两小时歼敌一个旅部外加一个团；进疆后，他既是军区司令员，又是自治区第一书记，在塔里木盆地种棉花，在天山脚下修水利，十年干成无数件难事。如此履历，不容埋没。
回到军队后，他仍惦记西北边陲。1976年初，他向南京军区请假，带一个小分队秘密赴新疆实地调研安全形势。途中翻越天山，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度，一名年轻随行干部冻得直哆嗦，他脱下自己的羊皮褂裹在小伙身上：“打仗时我都没冻死，现在更不会，让士兵先暖和。”
1978年，中央正式为王恩茂平反。那句“对党忠诚、敢打硬仗”的评价，被写进文件；此前遗落的军功章，也被郑重挂回胸前。两年后，他再度奉命主政新疆。有人劝他：“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回边疆？”他笑着摆摆手：“我对那片土地有感情。况且新疆安稳，国家才能安稳。”
1985年，他正式退休。按惯例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休养，他却要求回乌鲁木齐。行李依旧简陋，除了几本笔记，就是一套旧军装。飞机降落时，天空飘着微雪，老同志站在舷梯口，深吸一口干冷的空气：“回家了。”
晚年的王恩茂常骑一辆旧永久自行车，在乌鲁木齐街头转悠。碰到维吾尔族老人会停下聊上几句，“吾热曼”（你好）始终说得字正腔圆。有人纳闷，这位退休的开国中将为何如此淡泊。熟悉他的干部解释：“王书记当年把功劳记在新疆人民身上，如今不过和老朋友生活在一起。”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封写给毛主席的信，这位曾横刀立马的中将或许终老于江南一隅，多年来的擒纵和韬略都埋在稻田与河堤间。毛主席那声“简直太不像话了”不仅是一句斥责，更是对忠诚与能力的保护。风雨动荡年代，总需要有人伸手，把真正的干将重新放回该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