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的一番直言，如同惊雷划破国际秩序的沉闷天空。他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包括安理会在内的全球治理机构，直指其“未能适应当前世界形势”，更以“1945年的解决方案无法解决2026年的问题”的尖锐论断，戳破了现有国际体系的深层困境。当他用“过时”与“无效”定义安理会在当下地缘政治分裂、国际法被公然践踏的局面中的表现，这番罕见的强烈批评，不仅是对全球治理失灵的沉痛发声，更折射出21世纪第三个十年国际秩序的尴尬与无奈。
1945年，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51个国家齐聚旧金山，共同搭建起联合国这一全球治理的核心框架。彼时，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设置，基于战后大国实力格局与维护和平的迫切需求，旨在通过核心力量的协同，遏制侵略、化解冲突。七十余年间，这一架构确实在诸多历史节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支柱。但时移世易，随着殖民体系瓦解、新兴经济体崛起、地缘政治格局重塑，如今的世界早已不是1945年的模样——全球人口从25亿增至80亿，主权国家数量翻了三倍有余，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又遭遇逆流，地区冲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而安理会的构成与决策机制，却仍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的设计，其代表性与适应性的缺失，早已埋下治理失灵的隐患。
古特雷斯的批判，绝非空穴来风。当下的国际舞台上，地缘政治分裂愈演愈烈，阵营对立的阴影重新笼罩，国际法在部分国家眼中沦为“可选择性遵守”的工具。安理会本应是国际争端的“调解者”与和平的“守护者”，却屡屡因大国博弈陷入僵局：部分常任理事国滥用否决权，使得安理会在应对重大地区冲突时束手无策；中小国家的声音被忽视，其合理诉求难以在全球治理中得到体现；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面对“规则霸权”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安理会往往难以形成统一立场，更遑论采取有效行动。这种“有力无处使”的困境，让安理会的权威性持续受损，也让全球治理陷入“谁都管、谁都管不好”的尴尬境地。正如古特雷斯所指出的，当国际法被公然违反，当冲突与动荡持续蔓延，一个“过时”且“无效”的全球治理核心机构，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成为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呼吁安理会改革，并非新鲜话题，但古特雷斯此时的强烈发声，无疑为这一议题注入了新的紧迫性。改革的核心，本质上是“代表性”与“有效性”的双重回归。一方面，现有安理会构成未能充分反映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严重不足，非洲、拉美等地区的代表性缺失，使得全球治理决策难以兼顾各方利益；另一方面，决策机制的僵化，尤其是否决权的滥用，导致安理会在关键问题上屡屡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削弱了其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职能。古特雷斯所倡导的改革，正是希望通过扩大安理会成员规模、优化决策机制、平衡大国与中小国家权益，让这一核心机构重新焕发活力，真正适应2026年的世界形势，承担起全球治理的核心责任。
然而，改革之路注定充满荆棘。安理会改革涉及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触及既有利益方的核心关切，各国立场差异巨大，共识难以形成。部分大国出于维护自身特权的考量，对改革态度消极甚至阻挠；中小国家虽普遍支持改革，但在具体方案上存在分歧；地区力量的博弈、意识形态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改革的复杂性。古特雷斯的批判，或许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但要将“呼吁”转化为“行动”，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仍需各国放下私利、凝聚合力，以长远眼光看待全球治理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