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的一个下午，初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在北海公园外小亭里同几位技术员复盘海河治理方案。年轻人不解，辛苦筹措水利经费的老人何以动辄提起北平解放。傅作义停下铅笔，微微一笑：“要没有那三天的缓冲，今天的北京不会这样从容。”一句话，把众人思绪拉回到一年多前的冬天。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硝烟刚散，东北野战军百万劲旅翻山越海关，严寒中向平津地区合围。四九成败已现端倪，蒋介石的电报像雪片抵达北平西山：“务必守住。”城里城外却弥漫着另一种气味——紧张中带着犹疑。当时驻平津的最高军事长官正是这位端坐在小亭里的傅作义。
天津距北平只有百余公里，城防又是海河天险，傅作义原以为可以凭借四十余万兵力与坚固工事，等待国际局势出现“意外转机”。然而战场不容浪漫幻想。1949年1月14日晚，天津外围炮声震动北平城墙，从总攻到全歼只用了29小时。枪声一停，傅作义靠近地图的手第一次颤抖：天津的十几万部队在东野面前像风中的纸牌。
1月18日清晨，东野代表苏静秘密抵达北平西郊，与傅作义对坐。苏静开门见山：“我们要保证百姓不受池鱼之殃。”随后递上十八条协议草案。傅作义的目光在“全部放下武器”“保证人身财产安全”两行字上停留最久，他问：“真能保证？”苏静点头，“只要履行，分毫不差。”短短一句，胜过千言。会谈结束时，外面仍飘着雪，双方却已走到废除对峙的门槛。
真正让傅作义下决心的，还有另一个名字——傅冬菊。女儿从延安来到北平劝父起义。夜深，父女对坐烛下，傅冬菊轻声说：“爸爸，和平不会从天上掉下，但您有机会把它稳稳接住。”这一句直抵内心。第二天，傅作义签字同意撤出全部嫡系，并承诺劝离中央军顽固派。
1月21日，北平和平起义工作全面启动。起初，中央军十五万余人驻守中轴线周边，司令李文等人心怀疑虑。傅作义采取先稳后推策略：一边加强司令部警戒，一边允诺想离开的可乘机南飞。压力与退路并存，结局几乎注定。25军首先撤出，紧跟着104军、35军分批出城。到1月30日晚，傅作义提交给华北军区的电报只有两行：本部队已全部退出，城防可以移交。
聂荣臻和罗瑞卿当晚合署致电西柏坡，报告北平守军已完成部署撤离，建议31日午后部队入城接管。毛泽东拆开电报，沉吟片刻，对卫士李银桥说：“告诉他们，推迟三天再进城。”这个指令让聂、罗两人在张家口前线指挥所面面相觑，仍然按照原话回电执行。
三天的间隔，刚好跨过农历己丑年的除夕与初一。北平临时市政府连夜发告示：戒严维持，市面照常，解放军正月初三进城。城里老百姓听说新军要等他们过好年，菜市口年货顿时加价都难买到，一片热闹。2月1日夜，雪霁月明，护城河冰面上映出灯笼火树——多半百姓一生头一次在炮火之外迎新岁。
1949年2月3日上午九点，解放军41军先头部队沿前门大街北上东交民巷。聂荣臻骑在吉普车上远望那些高墙深院里探出头的西方外交官，笑着对罗瑞卿低声说：“主席让咱们走这条路，是在给他们瞧瞧中国的新秩序。”人群里有人喊：“解放军来了！”掌声滚动，军号声压住了冬日残风。
进城仪式持续整整两小时，没有一块玻璃被震碎，没有半个商铺遭哄抢。美国记者哈里森在电报稿里写下“士兵纪律严整，与路边市民互致新年问候”。这份电报在纽约被编辑放在显眼版面，标题是“陌生而安静的中国军队”。
城门落钥第三天，傅作义启程赴西柏坡。2月22日清晨的西柏坡村口，青草露珠未干，毛泽东已在门前迎候。傅作义鞠躬：“对人民有罪。”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谈功不谈过，你是北平和平的有功之人。”随后三天里，周恩来、朱德陆续与之长谈，对他的选择给出充分肯定。离别时，傅作义对警卫叹道：“有这样艰苦朴素又爱民的领导，蒋介石岂能不败？”
1950年春，东交民巷列强营房交接，新中国收回自1901年即被列强占据的“国中之国”。英美法三国外交官私下议论：“去年二月那列灰绿色的队伍经过时，我们就知道旧时代完结了。”
转眼1955年授衔，有人议论为何傅作义无衔。毛泽东在一次谈话里提到：“论历史功绩，一个上将也不够。”他已是共和国部长，军衔于他反而局促。此后二十年，傅作义把主要精力投向黄河与海河治理，堤坝防洪图纸上常能见到他亲笔批注。他说得轻描淡写：“保住百姓一方平安，和那年保住北平是一个道理。”
多年后，当年听故事的技术员已成教授，再忆北平解放，总要加上一句：“三天，比三十万精兵更有力。”时间在前进，可那段历史留下的细节依旧明晰——大军压境却不过年、不扰民；一条东交民巷，先向百姓、再向世界宣示新的秩序。聂荣臻那一句“主席用心良苦”，不只是赞叹，而是对新中国治国逻辑的精准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