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时间一到，很多事情就从“说说而已”变成了“按程序走”。美国当初宣布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就留了这么一个缓冲期。现在期限到了，世卫组织这边也把态度摆得很清楚，退出是美国自己的选择，但在正式离开之前，拖着没交的会费得补上。
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的说法很直接，相关事项也已经进入会议议程，接下来秘书处会根据建议采取行动。换句话说，规则写在那儿，接下来就照规则处理；如果美国改变决定，那就当事情没发生过，如果仍然坚持退出，世卫组织也不会再围着这件事反复拉扯。
问题真正卡住的地方，其实不在“退不退”，而在“欠不欠”。按现有情况，美国2024年度和2025年度的会费一直没有缴纳，粗略算下来应缴总额大约是2.6亿美元。对本来就运转吃紧的联合国体系来说，这不是个可以轻轻带过的数字，所以世卫组织强调“先把欠费缴清”，更多是在把制度底线讲明白，成员国来去有程序，义务也不是想放就放。
只是从现实角度看，世卫组织把话说到这里，并不等于就能把钱收回来。按照特朗普一贯的处理方式，这类支出往往不会排在优先位置；即便手里有余钱，也很可能被挪去做别的事。
就在各方还在盯着“退群”和“欠费”怎么收场的时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经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正式申请承办联合国《公海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地点选在厦门。这个协定已经在1月17日生效，古特雷斯将其称为“多边主义的历史性成就”。秘书处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它更像是把协定从纸面推向执行的中枢。承办权最终落在哪里，影响的不是一栋办公楼怎么布置，而是全球约70%公海的治理怎么往前走、怎么落地。
把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与这一协定的推进放在同一时间背景下，就能看出国际机制正在经历的现实张力。一方面，有成员国通过退出减少参与度；另一方面，新生效的协定需要稳定的执行中枢来维持运转。美国的举动之所以反复被提及，还在于它并非个案。
此前，美国一次性宣布退出66个国际机构，这种集中撤出已逐渐形成固定做法，从启动程序到等待冷静期结束，再到进入实质阶段，路径十分清晰。世卫组织不再寄希望于态度反转，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
回到公海治理这边，为什么中国会选择在这个节点申请承办秘书处，给出的理由并不玄乎，更多还是“能不能做、做不做得起来”。长期以来，公海处于治理碎片化的状态，过度捕捞、塑料污染、深海基因资源被过度开发等问题反复出现。协定确立了包括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海洋保护区设立等在内的四大制度安排，但制度一旦没有高效的协调中枢，就容易停在框架层面。
中国方面强调自身具备全海域调查能力，多年来也率先推行公海自主休渔，并与50多个国家搭建海洋合作平台。这些经历被用来说明一种可能性，规则不是写完就结束，而是能通过组织、协作和执行，把制度真正推到海上去。
随着秘书处这一执行机构被提上日程，协定能否顺利推进的问题也随之摆到台面上。一旦美国这类大国持续用退出和拖欠来降低参与度，机制就会出现现实空档，钱、资源、人力、协调能力都会受到影响。中国申请承办秘书处被放在“补位”的语境里，强调的并不是取代谁，而是让刚刚生效的协定不至于因为缺少推进力量而停滞。
对很多成员国而言，最关心的也不是某个国家说了什么口号，而是协定落地后，海洋保护区怎么划、遗传资源的惠益如何分配、各类规则怎样在国际层面形成一致的执行安排。
正因为执行层面的责任需要有人承担，各方选择的差异才逐渐显现出来。美国通过退出世卫组织、拖延履行相关义务，持续降低在多边事务中的参与度，而中国则在协定生效后，主动申请承办秘书处，把精力放在如何搭建协调机制、推动具体安排落实上。
前者的重心放在减少约束、压缩投入，后者则是在现有框架内补上执行环节，让已经形成的规则能够继续运转。两种做法带来的影响，并不体现在口头表态上，而是直接反映在相关机制是否有人推进、是否具备持续运作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协定本身的制度设计也显得尤为关键。协定确立了货币与非货币相结合的惠益分享机制，目的在于避免公海资源被少数国家长期占据，让内陆国和发展中国家同样能够参与其中并获得收益。这套安排强调在开发、保护和分配之间保持平衡，也更符合当前国际社会对公海治理的实际需求。
中国申请承办秘书处，意味着将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参与更多具体协调与执行工作，使相关安排不因外部变化而停滞。对其他成员国而言，更直观的意义在于，当部分国家选择减少投入时，协定仍然具备向前推进的现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