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北京西郊的总后勤部大礼堂灯火通明，军委例会刚散，一些将师级干部还围着火炉谈论朝鲜战场“指挥口令混杂”的教训。话题转到军衔制时，不少人面露难色：没军衔，出国联演常被问得哑口无言；若急推，又怕伤了官兵平等的传统。就在这种两难气氛里，中央决定设立专门机构，系统研究授衔。两年后，一份关系全军的名单尘埃落定，人们才知道它是由五位资深干部反复斟酌后敲定的。
时间线往前推一点。1951年10月，彭德怀回国述职。毛泽东听完战况汇报，沉思良久。彭德怀补上一句：“军衔不能只看资历，更要看贡献。”这12个字，后来成了评衔原则之一。1952年初，中央正式批准组建评衔委员会，为了避免单一战区“说了算”，决定由不同序列、不同经历的干部共同负责，兼顾公平、公正和代表性。
名单出炉：彭德怀、罗荣桓、徐立清、宋任穷、赖传珠。表面看五人地位有高有低，但在军内外公认，他们有三点共通：资历深、政工强、个人风骨硬。需要强调的是，五人彼此并非简单上下级关系，而是分工合作。彭德怀挂总负责人，但常年奔波各大军区，真正日常把控细节的人是罗荣桓；徐立清、宋任穷、赖传珠分片区收集材料，向前两位汇总。
评衔办法制定并非一蹴而就。1952年下半年，他们先拿出四条硬杠杠：一是主要战功，二是实际职务，三是入党时间与经历，四是组织群众的能力。每条再细化若干分项，合计百余条，厚厚一摞，被军内调侃为“百格筛子”。有意思的是，五人并不拘泥总分，而是反复比较“横向与纵向”。某纵队司令曾靠抗日战功直冲前列，却因解放战争里长期处后方培训新人，被定位“潜力型”，最终级别略降；另一位师长在朝鲜阵地战里立下大功，因战后暴露组织管理短板，被建议延缓晋衔。这样的个案，委员会内部辩论了无数次。
有过1950年冬云山战役混乱指挥的前车之鉴，彭德怀坚持先解决战区一线骨干的衔级，再处理机关高层的职务衔套。罗荣桓则提醒：“不能走极端，空勤、工兵、后勤必须跟上，否则体系断档。”最终决定采取“三线并举”，先定师以上主官，然后同批公布技术军官与专业军官等级。今天看来，这种做法让整个军衔序列保持了纵横完整，避免了“作战序列独大”或“机关通吃”的情形。
进入1954年，委员会开始秘密填写“评衔数据卡”。卡片上只有代号，没有姓名，全程双人核对。赖传珠在回忆里提过一次小插曲：某地区送来的一批战功表格，层层加码，几乎人均一个“特等”。赖传珠当场批示“退回重填”，谁也不敢说情。可以看出，公正是这套机制的底色。
1955年初春，五人将初步名单送交中央军委。毛泽东审阅后只提出一点：必须允许当事人申诉。于是出现了后来著名的“让衔”风潮。徐立清本人就是三次让衔的代表，他自评“功劳有限，授上将已属过誉”。赖传珠也表态“不能因早参加革命就端高帽子”。这种氛围，使不少本可提元帅、上将的人甘愿后退半格，评衔工作因此少了火药味。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典礼举行，五名拟衔人依次受衔。全军的目光也落在他们身上，毕竟自己评自己，需要极大人格信用。当礼炮停息，尘埃落定——
彭德怀：元帅。战争年代三朝元老，国防部长身份让此衔无人质疑。
罗荣桓：元帅。政治工作第一人，负责全军政工系统，兼管后勤与纪律。
徐立清：上将。三次推迟衔级，最终仍被授上将，以表彰其在红四方面军及后期政工中的独特贡献。
宋任穷：上将。在二野与中南地区政工成绩突出，又具干部调配经验，被视为“穿针引线者”。
赖传珠：上将。技术兵种统筹、三野参谋长经历，为加强三野序列的技术改造立过汗马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位审定者自己所获军衔，在当时并非最高一档（十大元帅中另有八人），足见评衔并未“关起门来给自己抬身价”。当晚，军委办公厅统计数据：全军将官二百二十三人，校官逾六千，尘封多年的军衔制正式落地。
选择这五人的背后还有更深考量。首先，地域与战区覆盖。彭德怀代表西北与志愿军，罗荣桓出身东北战场，徐立清在川陕、宋任穷在中原、赖传珠在华东，各大野战军均有代言。其次，年代跨度大，从井冈山到朝鲜，几乎囊括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全部阶段，可以保证对历史战功有完整把握。第三，他们彼此性格互补：彭德怀果断，罗荣桓缜密，徐立清谦让，宋任穷沉稳，赖传珠爽直，这种组合减少了“一言堂”的可能。
1956年春，国防部汇编《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条令》，序言中特别注明：条令草拟过程中，参考了1955年评衔委员会的相关议案和批示。由此可见，那份名单不仅是一张荣誉榜，更是一部制度蓝本。
后来谈起这一段往事，仍有人感叹如果没有公正严谨的评衔，部队现代化建设不可能这么快理顺。至于五位拟衔人，他们的军装袖口上各自佩戴不同星徽，成为1955年授衔礼台上最受瞩目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