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25日的夜车刚驶出长沙站，硬座车厢里挤满南下北上的旅客。坐在车窗旁的文梅清攥着一张方才收到的电报，上面只有寥寥数字——“润之盼十七哥来京”。电报里没用官方措辞，全是乡音俚语，他却读得心里发热又发怵。
一路北上，他隔着车窗看稻浪，看江水，看从湖南到河北渐渐干冷的秋风，心底嘀咕：亲表弟已当上共和国主席，自己这样一个耕田汉能在首都待几天？他想不通，却也按捺不住想看热闹的劲头。
9月29日清晨，一辆黑色轿车把文梅清、周世钊、毛宇居、张友成送进了中南海丰泽园。院门一开，毛主席握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笑着喊：“十七哥，韶山山楂熟了没？”一句家常土话，把众人拘谨的肩膀放下大半。
丰泽园里的晚饭极简单：腊肉两碟，米饭三钵，再添一小碗剁椒。毛主席随口讲着家乡趣事，孩子们礼貌地给“十七伯”添茶。场面温和，没有一点“国舅”光环。文梅清也就暂把心中那些古怪念头压下。
可事情到了10月1日却起了波澜。当天早上七点，观礼证随早餐被送到惠中饭店。文梅清摸着烫金封面，抬头望北京湛蓝天色，脱口一句：“石伢子真成了天子咯。”同行的周世钊眉头一皱，心里嘟囔却没回话。
十点整，礼炮声震得广场屋瓦轻颤。毛主席与朱德走上天安门城楼，炮声、掌声、口号声汇成浪潮。文梅清在左侧第一观礼台举目，见自己与普通百姓同坐低台，脸色当即沉了。几分钟后，他转身对警卫说：“送我回去，不看了。”这一幕被周围观礼者瞧得目瞪口呆。
晚上九点，几位同行者兴奋归来，屋里却冷若冰窖。周世钊问缘由，文梅清拍桌子：“润之若真把我当亲人，怎不让我上城楼？台下万人高呼他万岁，我好歹也是他表兄，难道不算个千岁？”话一出口，屋中登时寂静。
第二天，周世钊把情形写报送给主席。毛主席读完信，只说一句：“糊涂。”随即抽空把文梅清几人请回丰泽园。见面没客套，主席直截了当：“十七哥，你我同根而生，可在人民面前没有特殊。共和国没有千岁爷，只有勤务员。”文梅清闷声不语。
毛主席没有长篇大论，只带表兄走进人民大会堂后院，指着正在排练的公安军乐队说：“看，他们中有江西娃，也有东北子；父母或许还住土墙房，可今天都站在国徽下演奏。谁高谁低？”文梅清望着一张张年轻面孔，嘴唇动了动，没发声。
接下来数日，中央办公厅安排他到天津、唐山参观。外商旧租界改作人民商场，机器轰鸣声替代昔日洋枪洋炮。一位技术员指着新装炉膛自豪地笑，文梅清不由感叹：“从前洋人骂咱懦弱，如今咱自己炼钢。”那一刻，他心里“千岁”二字竟觉十分可笑。
返京前夜，他给毛主席留下一张半页纸：润之，昔日在韶山冲同窗读《盛世危言》，今日方知盛世须人人肩挑。愚兄失言，汗颜。词句土气，却透着真诚。毛主席在批注里写：“兄知非，胜读十年书。”
10月20日，送别车到月台前，毛主席递上一件夹克、一双皮鞋，一句嘱托：“回去把稻子收好，把娃娃教好。”文梅清点头，眼里闪着不易察觉的泪光。他终于明白，所谓“千岁”只是旧朝御赐幻影，而新中国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普通人。
毛主席严于律己、拒绝特权，从不因血缘开后门。这一点，在家人里引发不解，也带来敬畏。有人说他“无情”，可正是这份铁面，让共和国开创了官民同席的新风。文梅清那次愤然离席，像一记小插曲，更像一面镜子，映出旧习惯与新制度的正面碰撞。
而后岁月奔涌。韶山冲秋收冬耕，广场上礼炮年年响，城楼前不再有人高喊“千岁爷”。老表哥回乡种田，也偶尔给远在北京的“石伢子”捎去土产辣椒。两封家书往来，一头是山乡炊烟，一头是国事天下，却都写着同一句话：天下是大家的，谁也不是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