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七月的一个清晨，上海外滩的江风掠过石库门弄堂，街口站着两个皮肤黝黑的壮汉。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可他们顾不上擦，东张西望，只为打听“陈市长的公馆”在哪儿。路人以为是来赶海味早市的乡巴佬，很少有人想到，他们与这位共和国元帅有过并肩生死的岁月。
上海市政府门口的岗哨一向森严。两人刚走近，就被持枪的警卫拦住。个子矮的那个连忙把背篓往前一递，瓷罐里还有没散尽的肉香。他急得嗓门拉高：“同志，帮我通报一声——苏北陈大冒子来看陈市长，专门捎了猪蹄子！”一句话，把守卫吓了一跳：这“陈大冒子”是谁，竟敢直呼首长小名？
说到这个外号，还得翻回十三年前。一九四一年春，新四军军部驻在苏北盐城。永宁寺里，斑驳的砖瓦夹着松柏暗香。正午时分，一个赤膊小伙子“噗通”跳进寺后荷塘，两只大手在水里翻飞，不多时就甩上来一条又一条野生鲤鱼，引得旁观的学员连声叫好。他叫陈再发，孤儿出身，能挑二百来斤木米不喘，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陈大冒子”。“冒子”在盐城方言里是“傻大胆”的意思，看似玩笑，却带着亲昵。
就在那天，陈毅来校检阅。白布绑腿沾着露水，他远远看见水塘边那一幕，笑着问身旁的校部干部：“这小伙子是谁？动作真利落。”一句介绍，便记住了“陈大冒子”。不久，军部需要一个能挑运机要文件同时管伙食的人，陈再发被点了名。从此，他肩上的扁担一头是装满军用电台、作战图的木箱，另一头是镔铁桶、米袋和伙夫家什，从盐城挑到停翅港，再挑到黄花塘。
那几年，华中平原烽火连天，日伪“铁壁合围”一圈圈收紧。夜行五十里、摸黑渡黄河，对大部分人是极限，对大冒子却像家常便饭。最险的一次，是抱着刚满月的陈昊苏渡河：木船破旧，水面漆黑，远处机枪声断续。张茜在船头焦急地嘱咐：“孩子千万别掉水里。”陈毅却压低嗓音：“记住，文件比命还要紧。”大冒子两条肩膀一抖：“我在，文件在，娃也在！”这句憨憨的承诺，后来被不少老战友当作笑谈。
战后，陈再发随三野一路打到浦江口。可他粗手粗脚，也有短处：不喜读书，还偏爱耍两把扑克。临沂整训期间，他竟凑热闹和被俘国军军官家属打牌，被陈毅逮个正着。司令员脸一沉，把他关了三天禁闭。出来后，陈再发红着脸站军姿，陈毅叹口气：“老陈哪，革命军人不能这样糟蹋自己。”一句提点，他牢牢记心里，却也暗暗发誓，等打完仗要回村子做个老实庄稼汉。
一九五一年冬，部队下达复员安置命令，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冒子主动要求回乡。当区政府干部迟疑他是否干得动体力活，他二话不说，挑起两麻袋稻谷，一口气走出一里多地。围观的人目瞪口呆，只得点头答应让他进了当地运输站。倚仗臂力，他倒是吃苦认真，然而骨子里那点“牌瘾”偶尔又冒头，工资难存下来。乡亲们嘲笑他“吹牛”：说你真跟陈市长熟，还至于抡扁担？
话越传越难听，陈再发脾气上来了：“走，跟我去上海见陈军长，叫你们开眼！”于是便有了冒子带猪蹄进城这一幕。一路颠簸三天，到上海时，身上只剩回程的车费，可猪蹄子四只齐全，捂在牛皮袋里油光发亮。同伴嘀咕：“堂堂市长，见面礼就这？”大冒子憨笑：“那年行军，首长最惦记这口味。”
警卫接到秘书电话后，把两人领进小楼。陈毅正批阅文件，听说“陈大冒子”来了，放下钢笔迎出门口：“老陈，你这身行头可一点没改！”一句乡音，把尴尬的气氛化得一干二净。张茜忙着倒茶，陈再发咧嘴直乐，牛皮袋往桌上一放：“首长，给你送点荤香，还是当年的味道。”陈毅掂量了下，乐得胡子都翘起：“好家伙，四只，这个规格够咱旅首长会餐啦！”
饭桌上，两个孩子放学归来。陈毅拍拍儿子的脑袋：“还记得当年谁背你过河吗？”两个男孩摇头。老冒子乐呵呵：“就是我，这副肩胛当年可顶用。”屋子里一阵哄笑，满是旧日战壕才有的亲密。
笑过之后，话题转到家乡境遇。陈再发低声说起日子紧巴，还欠下小赌的小债。陈毅脸色微沉，却没吭声，待孩子们离席才开口：“老陈，打江山不易，守住自己更难。回去戒了牌，别让乡亲看笑话。”他掏出一叠薪水，夹着一封信交到老冒子手里，让他去县里报到，解决住房和正式编制。张茜也从抽屉里拿出五十元，轻轻塞进那只牛皮袋：“留着给嫂子买件新衣。”
第二天清早，陈毅照例到府前操场打太极，回廊下正好遇到整装待发的陈再发。两人默默握手，四目相对，时间像是回到当年夜色中的苇荡。“好好干。”陈毅只说了这三个字。大冒子把手里那副旧扁担递上：“首长留个念想，我回去重新砍根新的。”木棍粗糙，肩窝处磨得发亮，宛如戎马岁月的年轮。陈毅没有拒绝，郑重接过。
陈再发回到盐城后，果然把那笔钱用在修屋买炊具上。多年以后，镇上干部回忆起他：“这老陈，一辈子就认一个道理——首长的话不能忘。”再苦再累，他再没碰过赌桌，人前人后都说：“陈军长说不能丢人，我可不敢再胡来。”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噩耗从北京传来——陈毅逝世。那晚，电线杆上的喇叭反复播送讣告。新兴镇运输站的仓库里，陈再发握着扁担，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他对工友说：“军长把命交给我挑过，我这点泪算什么？”
光阴推着车轮往前，陈再发在一九八四年病故，终年六十五岁。镇里为他在公路边竖了一块小碑，碑上刻着：“新四军老战士——陈再发”。碑旁那根发黑的旧扁担，被村人用透明油漆封存，放进玻璃柜里。偶尔有年轻人路过，听老人指着那根木头说：“这就是‘陈大冒子’的担子，它挑过文件，也挑过未来。”
岁月改变了外貌，却带不走战火里结下的情分。那四只看似寻常的猪蹄子，其实是一份最朴素也最沉重的记忆——它让两位久别的战友，在新中国的曙色中再次握手言欢，也让后来者知道，“大冒子”与元帅之间翻山涉水的信义，从未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