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的一天，北京的晨风已经透着秋凉。就在这年国庆招待会结束十余日后，一份薄薄的《政工简报》第31期被送进中南海。简报不厚，只记录了几位老学者对招待会的议论，却意外牵出了一段并不算愉快、却又意味深长的往事。
周恩来总理当时病势沉重，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亲自主持国庆招待会。9月下旬，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时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临时代行职责。从流程到礼宾，他盯得细致。宴会当晚，灯火流光，旧日“周总理敬酒”这一幕由邓小平接过。很多来宾并没察觉更替的分量，他们谈笑饮酒，惟有少数熟悉内部情况的人暗暗感慨：时代正在悄悄转场。
几天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将参会学者的反馈汇成简报。邓小平在扉页写了简单一句：“送毛主席看看。”笔迹遒劲。16日清晨，文件抵达毛主席案头。毛主席翻至“未邀名单”时沉吟片刻，随手批下十六字：“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话不多，却把故人牵念写得透亮。
“梁漱溟”三个字，再次出现在毛主席批示里，距离两人当面交锋已经过去二十二年。1953年9月11日那场政协会议，梁漱溟以“乡村凋敝、九天九地”之说冲撞会场气氛；9月18日，他又坚持要求“给我足够时间说明”，与毛主席面对面顶撞。这段插曲，被不少与会者视作梁氏“过于倔强”的注脚。然而，会后梁漱溟并未被摘掉政协委员头衔，工资待遇也照旧，可见毛主席态度相当微妙——批评归批评，路要留着。
时间线往回拨。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民政府参议员身份抵达延安。毛主席在窑洞里与他促膝长谈，持续数小时。“中华民族不会亡！”毛主席底气十足；梁漱溟回忆那天，连夜将《乡村建设理论》赠出，只因对方“谈吐不似革命领袖，更像平日论学的老友”。两人理念虽不一致，却互认对方学养深厚。此后数年，他们多次通信讨论农村建设与教育改良，分歧逐渐扩大，但互相敬重的基调并未断裂。
再把镜头拉至1974年。那年9月30日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强撑病体致辞后便退席。邓小平第一次帮忙“打前站”。第二天的文件堆里，他已开始日常处理国务院事务。外界只看见“接班”二字，极少人留心另一桩细节：招待会名单由礼宾司反复核查，很多年未露面的专家也被列入预备席位，唯独梁漱溟没有出现。他此时83岁，常居府右街寓所，身体并无大碍，只是自觉“多说无益”，对公共活动一律婉拒。
学界内部却并不平静。有人悄悄议论：“梁先生那年说错话，如今怕是被冷处理了。”事实并非如此。1955年起，他每月仍领取相当于部级待遇的生活费，书稿寄出，也得到出版部门绿灯放行。难得的是，他自己也慢慢淡了政治锋芒，把全部精力投进哲学写作。《人心与人生》起稿于1969年，完稿定于1975年7月。书写完那天，他对儿子说了句：“到此，我的心可安。”简单八个字，道尽一生跌宕。
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9月9日凌晨，梁漱溟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毛主席追悼会。身着深色长衫，头发花白，他在人群中并不起眼，却坚持排队两次鞠躬。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摆摆手：“这是故友。”说完默默站在焚香台前。十一年后，梁漱溟再度谈起1953年的争执，“当时我口气太重，让他为难。”他停顿几秒，“我不怪他，他也不怪我。”
试想一下，如果1975年的国庆宴席上，梁漱溟坐在作家周扬旁边，与久别的邓小平碰杯，那一幕该有多生动。可命运没有给这场重逢的舞台。毛主席批示里那句“可惜未请”，像是轻轻一叹，既是遗憾，也是肯定：这个倔强老先生，终究配得上“国庆座上宾”。
回到故事开头的简报。那一页纸后来被收入中央文件档案。批示用的是蓝黑钢笔墨，字迹略显颤抖。历史就是这样，被一行字定格，又在不同节点重新闪现。梁漱溟未到场，却在毛主席的“可惜”里留下姓名；意见相左，却在几十年后被放在同一张名单上，这便是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包容，也是中国现代史里一段别样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