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的一天清晨，山西太原的迎泽大街还笼着薄雾，医院病房里却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沉默。89岁的江腾蛟望着窗外新绿，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让我再穿回那年授衔的军装，不然总觉得欠了点什么。”旁边的老护士愣了几秒，转身去找值班主任，这句话随后被层层上报，最终递到了北京。
消息抵京后引起不小波澜。依照军队条例，早在1981年被判刑时，江腾蛟的55式军服就已被收回，他本人也按规定不得再着正式礼服。可与此同时，没有谁能忘记他在战火岁月里立下的军功——这份功过交织，让审批格外棘手。
三周后，批复落款处写着“破例同意”四个字，比平时任何一道红头文件都沉。江腾蛟得偿夙愿，但审批小组的讨论记录后来被存档，其间一句话尤其刺眼：“功是铁打的，错也是铁打的，可人终究要走。”
把镜头拉回到1919年7月，湖北黄安一个闷热的黄昏，江家添了个孩子。乡亲们没想到，这个瘦小男孩仅过十二载就扛枪进了红二十八军。那些年，队伍里小兵稀少，他不够高，扛不动迫击炮，干脆背医疗包冲在最前面救人。炮弹炸开土坑，他钻进去拖出战友，一身泥点子，却乐呵呵说自己“命硬”。
1934年，中央主力长征后，南方留守游击区举步维艰。江腾蛟跟着高敬亭在大别山转战，弹药短缺到连子弹壳都得捡回来再填火药。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穷困里，他学会了精打细算，也养成了后来自视甚高的一面——战友私下嘀咕：“老江脑子活，可心气也高。”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底，江腾蛟已是连级干部。淮南一次夜袭，他手里只剩不到三十发子弹，却敢带人摸进敌阵，用缴获的霰弹枪把伪军赶得满地找掩体。仗打赢了，他自己也挨了三枪，仍撑到最后才被抬下去。
到了解放战争，江腾蛟调东北，先在四纵，后进四野，黑土地冬夜零下三十度，枪栓冻得拉不开。辽沈战役塔山防御，他裹着破棉袄蹲在战壕里，指挥员喊：“再扛半小时，海州援军就到！”他竟抄起望远镜回一句：“别等，敌人先倒！”这一仗后，他的名字被写进了纵队嘉奖令。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典礼，年仅36岁的江腾蛟站在台阶下，领章闪到刺眼。那套55式军装，他抚摸了又抚摸，说是“比命还珍贵”。从此每逢重大活动，必见他衣领笔挺，袖口无尘。
然而功劳簿翻过就翻过了。1966年，江腾蛟调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职位一到手，毛病却暴露：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山头主义。他打心眼里看不上空降而来的司令聂凤智，两人摩擦不断。
1968年4月，相关矛盾升级到中央。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直接点名：“江腾蛟，搞宗派，不行。”同年6月，他被撤职、隔离审查。伴随处分，心爱的军装被收回，往日排队给他敬礼的警卫员也换了脸色。
改革开放初期，清理历史遗留案件，江腾蛟被以“重大错误”判处十八年徒刑。服刑前，他在看守所拿到判决书，只问了一句：“能带本《三国志》进去吗？”狱警摇头。
1985年，身体出现严重心血管疾病，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他获保外就医。三年后彻底释放，组织在太原安排了两套住宅。一家人总算团圆，但55式军装依旧被封存，他对着电视里老战友穿礼服领奖时常默默掉泪。
晚年，他养成一个习惯：每逢阅兵直播就搬个小马扎守在屏幕前，看见熟悉的领章颜色神情恍惚。有人劝他想开点，他笑笑：“人就怕忘本，我怕自己忘了。”
2009年春，病重消息传出，儿女们轮流陪护。他突然交代后事，只提一个请求：穿那套55式军装入殓。这一句把家人推到两难。军装在军区仓库，按规定绝不外借；可若不替他争取，老人闭眼也不甘。
李燕平写了长达8000字的情况说明，汇集老战友的证明材料，一趟趟往北京跑。中央有关部门综合多方意见，最终同意“仅作殓服一次性使用”。批示传到病房那天，江腾蛟嘴角动了动：“谢谢组织。”
5月12日清晨，殡仪馆里悄无声息。工作人员打开储衣箱，那身55式军装被特意重新熨烫，领章与勋表光可鉴人。替他穿衣时，护士惊讶发现老人手指还残留枪伤旧痕。
灵车驶出大门，车窗上映出初夏烈日。有人说，军装里装着的不只是功勋，也有教训。车队折入太行山麓公墓，棂星门缓缓合拢，尘埃至此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