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的一天傍晚，开往北京的专列自南京北上。车厢里灯影摇曳，窗外是一片熟悉的华东大地。那一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刚结束不到两年，国内百废待兴，毛主席却在返京途中提出要在徐州停几分钟。他说，想再看一眼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
列车缓缓驶入徐州站，站台上冷风刺骨。隔着车窗，只能见到远处模糊的城墙轮廓，但毛主席仍久久不语。随行人员见状，立即联想到四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气氛稍显凝重，陈毅忽然轻松地说：“徐州当年热闹得很，粟裕可是急先锋。”话音刚落，想逗大伙笑一笑的将帅竟迎来一句“不对劲”的回应。
毛主席把目光从玻璃上收回来：“粟裕可不是樊哙。”语速不紧不慢，却带着一丝火药味。车厢里顿时安静。陈毅赶紧接口：“主席恕罪，是陈某嘴快。”一句歉语，算是把话题压下。然而，“我也非刘邦”这半句刚出口，更让在座警卫员心里一惊：主席似乎真的动了气。
到底为何动气？得从1930年代说起。井冈山时期，粟裕担任警卫连长，常贴身保护毛主席。那时，他还只是瘦高个青年，用福建口音喊“报告”，谁都没想到十几年后，他能指挥几十万人。1944年3月，车桥镇那场歼敌九百余人的小战斗，正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称赞：“这个人，将来能带几十万大军。”预言不偏不倚。
1948年春，粟裕赴西柏坡汇报战局。会上，他顶住压力，请求暂缓渡江，先在中原打大歼灭战。七天拉锯，最终书记处采纳方案，一纸电文埋下淮海战役的种子。同年六月，豫东战役打出开门红，两月歼敌九万。随后兖州、济南连环告捷，国民党守军被迫向徐蚌线缩退。形势急剧变化，战役规模水涨船高。
11月16日，总前委在阜阳以北临时成立，邓小平主抓全局，粟裕负责华野前线调度。五十多天鏖战，53万敌军覆没。消息传到西柏坡，毛主席在夜色中踱步，一句“气吞万里如虎”写进电报。随行卫士李银桥后来回忆，主席当晚连声自问：“谁立头功？”答案不止一次从嘴里蹦出，“华野粟裕”。
战争结束后，粟裕却始终低调。1950年攻台计划搁浅，他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转而忙朝鲜战场预案；旧伤复发，又远赴莫斯科治疗。1953年初，他才正式返京述职，因此恰好与主席同乘这趟专列。车厢里，显然并非每个人都清楚这些曲折。
陈毅一句“樊哙”本是戏谑，但在毛主席心里，历史类比容易把功绩个人化、把人民战争比作帝王事业。特别是在刚经历打江山到治江山的节点，他更忌讳“刘邦—樊哙—韩信”式的封建标签。于是才有那句较真：“粟裕不是樊哙，我也非刘邦。”
有意思的是，列车离开徐州后不久又在济南短暂停车。透过车窗，毛主席望着解放后修缮一新的古城墙，语气缓和下来：“人才，将才，帅才。”语尾轻轻上扬，仿佛给方才的小风波画句号。座席间的空气这才彻底松动。
粟裕本人直到多年后才从罗瑞卿口中得知这段插曲。他只是摆手笑笑：“主席爱护我，我心里有数。”1954年，毛主席力排众议任命他为总参谋长，还半开玩笑讲“牡丹虽好，要绿叶扶持”，让部下支持粟裕工作。
遗憾的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的种种批评，使他在公众视野中沉寂了一阵。毛主席事后向萧劲光探口风：“粟裕这人如何？”得到“正派、无二心”的回答后，只点了点头。那一刻，或许他已默默决定把误会压在心底。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对淮海战役赞不绝口，连称“不可思议”。毛主席笑着回答：“你若真想研究，就应当去问粟裕。”几个字，把功劳再度推向昔日战友。
回望1930到1953这二十多年，粟裕从警卫连长到三野司令、从伤病员到总参谋长，峰回路转，却始终离不开一个“能打”。毛主席的脾气偶尔急，却从未否定这一点。那天夜车疾驰北上，窗外是一片漆黑的华北平原，车厢里有人悄声议论：为什么主席忽然发火？另一人低声解释：“怕把人民战争说窄了。”半晌，无人再言语。
列车进京已是午夜，灯火通明的站台闪过。虽无硝烟，却依旧枪林弹雨般紧张的建设时代已然拉开帷幕。在那之前，一个小小插曲提醒所有人：无论战功多大，终究属于人民本身，而非谁的私家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