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精英阶层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如果印度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克服一个“无法回避的外部障碍”，那就是中国。
这并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方式，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战略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很多印度决策者看来，只要中国仍然在亚洲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印度的大国地位就会受到限制，认知已经变成印度外交、安全以及地区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抹底色。
回顾印度独立之后的战略选择，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尼赫鲁时期，印度就把自己看作是南亚次大陆的自然主宰，并把自己定位为英国遗留下来的“地区继承人”。
在1962年之后，自我定位遇到了现实的冲击，但是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掉，只是被暂时压低了。
时间到了21世纪之后，中印之间的实力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中国经济规模、制造能力和军工体系的壮大以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让印度越来越难忽略这种对比，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不平衡的感觉，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战略焦虑。
在这样的情况下，“凡事与中国对标”就成为了印度精英阶层的潜意识逻辑，中国能做到的事情，印度认为自己也要做到；中国开拓的空间，印度认为自己要争夺，对标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了外交布局以及地区影响力。
因此，印度把中国看作是阻止自己崛起的重要因素，印度很多对外判断开始围绕着怎样削弱、抵消甚至避开中国的影响力来展开，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能力的建设。
战略转向在印度外交的表达中也可以看出来，近几年来，印度官方经常用到“多向结盟”一词，表示与多个力量中心同时保持联系，不是传统的不结盟，而是带有一定的现实考虑的灵活站位。
但是在地区层面上，这种算计经常会与中国产生交集，印度安全界一直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港口布局，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99年的租约，印度一直把它看作是现实的压力，而不是理论上的假设。
缅甸皎漂港的建设与运营方式也不断地被印度纳入战略讨论之中，中方主导、缅方参与的股权结构，使得该港口在中缅通道以及印度洋方向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该类项目在印度境内被一致理解为“压缩印度的活动范围”。
这些现实案例不断地加强了印度精英阶层的一种看法，即中国不仅综合国力更强，而且正用具体而持久的方法来提升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影响力被视作长期存在的东西，而不是短期波动。
能源方面，印度的战略弹性也受到现实的限制，近几年由于外部制裁以及金融合规环境的影响，印度在俄油问题上的操作空间已经明显变小，用来平衡西方压力的重要抓手，也变得不稳定了。
这样改变之后，印度的精英阶层更加明白，单靠左右逢源是无法解决长久的竞争问题的，当外部环境变差时，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地位的还是其内部的实力结构。
但是就是这一点出了问题，印度在判断外界压力的时候，常常把重点放在中国上面，而对自己的内部约束则不予提及，种姓制度、社会分层、产业链断裂、人才流失等问题并没有因为外交灵活而消失。
用数据来看差距会更明显一些，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0%，而印度一直徘徊在3%左右，这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选择所导致的，而是由于长期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以及治理能力的不同而造成的。
印度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自主的、稳定的工业和技术闭环，软件产业、工程人才很突出，但是大量高端人才长期为欧美体系服务，本国没有形成持续反哺效应。
因此把发展受限归咎于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误读，中国的发展壮大，是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是为了针对印度而做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零和关系。
但是在印度精英阶层主流的认知里，“先跨越中国，然后谈论大国”依然是被反复强调的方向，该判断正在影响印度政策节奏、资源分配和区域行为模式。
问题就是，内部结构上的矛盾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外部目标设置得越来越高，只会加大战略落差，中国不是印度不能崛起的原因，但是正在被塑造为最显眼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