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9日晚十点，广州军区司令部的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参谋冲进丁盛办公室：“周总理来电，请您马上接线。”短短几分钟，京广两地达成共识——二十余户在京老干部将于次日飞抵白云机场，广州市郊从化温泉被指定为新的休养地。电话挂断后，丁盛一句“得去找刘政委”打破夜色，故事由此展开。
刘兴元收到通报时，正和作训处干部讨论边境战备演练。闻讯，他先看表，再看窗外漆黑的天空，沉声道：“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也是对老首长的感情账，绝不能出半点差池。”会场气氛瞬间紧张。有人提醒，从化物资短缺，猪肉都得按票供应；有人担心机场距离温泉七十公里，路况不佳。刘兴元摆手：“困难算什么？凌晨前把方案交到我桌上。”一句话定调，灯光一直亮到天色泛白。
21日中午，第一批七户成员抵达广州。走下舷梯的朱德步伐稳健，他那张熟悉的慈祥面孔让迎接队伍不自觉挺直腰板。朱德环顾四周，突然笑着说道：“又见到你们这些老部下啦！”不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这句话让不少年轻参谋当场红了眼圈。午餐备了两道潮州冷盘、一道豉油鸡、一锅鲜鱼头汤，还摆了两瓶茅台。朱德闻到酒香却摆手：“我戒了，留着给小同志。”
午餐后，刘兴元亲自叮嘱车队：“警卫车别超四十公里，拐弯宁可慢一点。”他还把一箱罐头塞进押车吉普：“万一路上堵车，能应急。”出发前，朱德握住刘兴元的手，轻轻一句“辛苦了”，让这位素以“刀子嘴”著称的政委险些失态。
接待工作完成一半，再回望刘兴元早年的曲折经历，能够理解他此刻的慎重。1925年，他因家庭破落辍学南下青岛，白天在纺纱厂扛麻袋，夜里拿算盘抄账，硬是做到了账房先生。两年后张宗昌军阀洗劫青岛，店铺倒闭，他咬牙“枪杆子里出饭碗”投身军伍。
在冯玉祥部队他是文书，写得一手好字；却因不满军阀混战，1929年深夜翻墙逃离。没跑出多远，又被另一支国民党部队抓去当勤务兵。命运几次玩笑，1931年红军在吉安打破围剿，山城哨口冒烟，他趁乱投向红军医院，挂名文书，从此站入革命阵列。
此后几年，他跟随红军转战赣南、转移湘黔，长征途中管理总务，背公文箱也背药品。1937年奔赴抗大深造，紧接着任八路军卫生部政治副主任。面对日军铁蹄，他主动要求下前线，调到115师工兵营，“政工干部别让部队说只会讲话”。炮火中积累的经验，使得后来在东北解放战争，他既能写动员令，也能指挥火力压制。林彪说过一句评价：“这个刘兴元，脑子活，嘴快，但用得好。”
解放后，刘兴元南下广州，一干就是二十年。1959年升任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仍旧那副“见谁都敢顶两句”的作风。干部被点名挨批时常脸红，他却从不冲战士发火，被冤枉的炊事班小刘回忆：“老政委骂人，刀口子准，可从不揭短打脸。”也正因如此，当中央决定冬季把一批年高体弱的老同志疏散到广州，他扛下全部细节，生怕服务不到位。
时间推进到1970年1月，温泉山谷间水汽氤氲，泡池旁松涛轻响。军区和省革委会领导轮流探望，刘兴元隔三差五夜宿温泉。大年三十，他领着丁盛、杨梅生、副省长钟情三人挨家敲门拜年，屋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同志们，年夜饭就在前楼餐厅，别客气！”
朱德夫妇是第一桌。开席前，老人家忽然转身进屋，拿出三根紫檀木拐杖，表面打磨得光亮。朱德一根递给刘兴元，一根递给丁盛，第三根交到杨梅生手里，笑道：“赶来流溪河，好像又回到井冈山，你们都是那时候的小同志，今天仍旧记得老规矩，靠得住。”
拐杖不值多少钱，却让在场干部心里发热。丁盛接过木杖，轻轻试了试重量，低声感叹：“首长放心，安全、伙食、医疗，样样都有着落！”刘兴元默默点头，没有多说话。知情人后来透露，他回房间把杖小心包好，放在床头，一夜无眠。
春节过后，朱德等人继续疗养，广空文工团还送去快板书《温泉暖》，歌词写道：“军区细心如当年，温泉花开胜春天。”刘兴元听完却摇手：“别夸大，能做的只是本分事。”言辞虽冷，语气里却压不住欣慰。
1978年离休时，他向组织提出按副职待遇办理，“理由只有一个：当年与老首长聚餐时许下‘不给国家添麻烦’的承诺。”军区同事说，这句承诺比文件红头还严。
三根拐杖目前仍保存在刘家客厅，木纹深浅分明，拐柄处系着朱德亲手打的结。对于那一年的春节，这成了最直观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