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夏，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收到一份“特别调查”电报，要求对济南铁路系统职员李干卿摸底。那一年，江青正建议把哥哥接进北京，替他在首都安顿晚年。调查组出发前，谁也没想到，这位“李同志”往后会牵动中南海里一连串的家庭风波。
李干卿比妹妹李云鹤——也就是后来叱咤政坛的江青——年长十三岁。兄妹幼年分离，情分薄弱，却毕竟血脉相连。抗战时期，江青流亡延安，李干卿漂泊山东，曾给日本宪兵队写过招降信，身份标签日伪、旧警务、军阀幕僚统统压在头上。到了建国初，他因过去履历被约谈数次，档案里留下不少灰色记录，这些材料也悄悄躺进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柜子。
时间快进到1970年3月。京沪铁路线上，一对老人和少年靠窗而坐。老者正是李干卿，旁边的十五六岁男孩是他的儿子李虎。两人没打招呼就直奔北京，心里想得很简单：见一见多年未谋面的妹妹兼姑姑，也许还能带回点“首都特产”。列车呼啸北上，他们却浑然不知即将掀起怎样的波澜。
到京后，中央办公厅按照惯例把这对父子暂时安置进中直招待所。例行报告递到汪东兴案头，他随即拿起电话：“小杨，你去和江青同志通个气，她哥哥来了。”彼时三十二岁的杨银禄是江青的机要秘书，出身中央警卫团，稳重寡言。接到指令，他立刻赶往钓鱼台。
听完汇报，江青眉头紧锁，闭目许久方睁开。“这事难办。”寥寥四个字，语气冰冷。她责怪哥哥“私闯京城”，又说“正是政治风头最紧的时候，不能轻易露面。”犹豫片刻，她补上一句：“让汪东兴挑一架最次的照相机，半斤毛尖，算作意思。送完，打发他们走。”
次日上午，杨银禄提着那只旧款相机和茶叶袋来到招待所。少年的眼睛瞬间亮起，拆开包装便把玩快门。李干卿却低头抹泪，久久无言。他还是鼓起勇气抓住杨秘书的手：“麻烦您，再求一句，让她见我一面吧。我年纪大了，也许见这一次就够了。”这一幕，让在场的人都有些唏嘘。
夜里十一点，钓鱼台的铃声骤响。江青的话冰冷刺耳：“这老东西还不走？他是何许人自己心里没数？我可是政治局委员，哪敢跟他牵连。”她提起往昔的调查：在张宗昌部队做过文书，伪县警署挂过职，甚至被指偷粮、抢枪。她认定，任何亲情都不能成为放松阶级立场的理由。
但李干卿没有退意。两天过去，招待所电话仍旧回报“人还在”。江青进退两难，权衡片刻，只好请示毛主席。徐业夫把情况汇报后，得到一句颇为轻描淡写的批示：“国际战犯都能见，你怎么不能见你哥哥？”这话如当头棒喝，江青无法再推脱。
五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见室里，兄妹终得相见。江青穿着一袭深青布衫，神情冷峻。她开口就质问：“谁让你不打招呼就来？你给我制造多大麻烦知道吗？”李干卿低头，说不出话，只拉着儿子深深鞠躬。“来看你，是想告诉你，我们过得还行，也想让孩子见见姑姑。”话音里哽咽，他悄悄掏出褪色的手绢。
半小时不到，会见结束。江青交待：第二天启程返程，来时自己买票，走也一样。李干卿没再坚持，只在夜色里坐上南下的列车。有人看到他不住抹眼泪，少年则把那台老式相机紧紧抱在怀里。
家族缘分若断若续。江青的同父异母姐姐李云露，对她更有恩情。1929年，年仅十五岁的江青在天津靠姐姐家接济读书，才有了闯进大上海舞台的底气。解放后，这位姐姐曾被接进中南海做内务，却因一次争执被赶出。到了六十年代，政治风雨骤起，两人再无见面，只有偶尔一封家书，却常石沉大海。
1972年春天，李讷生产后手头拮据，托中办转告外公毛主席。老人得知后，批出稿费三万二千元，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各得八千。这一笔钱，改写了几个人的余生。几年后，江青忽生念想，派老厨师程汝明去清华园里的平房看望李云露，并送去五千元现款。屋里墙皮剥落，被褥褴褛，那位耄耋老人却只关心妹妹和外甥女是否安好，一口一个“你给她捎好”。
亲缘并非铁锁。李干卿此后听命再未进京，只在外省度过晚年；李云露得到资助后，生活境况略有起色。1976年以后，江青自身的命运急转直下，家人当年的眼泪与请求，终究只是历史尘埃。若追溯那句“这事难办”，难的也许并非一面之缘，而是政治立场与血缘亲情之间无法调和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