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下旬，北京西郊的香山秋风微凉，中央领导工作会议悄然展开。六大军区司令员被通知“务必到会，一刻不误”。气氛严肃而紧张，大家心里都明白：战争已近尾声，新中国正要挂牌，可军队的管链条得先理顺。毛主席走进大厅，开门见山：“规矩得立，铁的规矩。谁拉帮结派，开谁的刀！”一句话，如同刀刃寒光，让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此刻坐在长桌两侧的，分别是东北军区的高岗、华北军区的聂荣臻、华东军区的刘伯承、中南军区的林彪、西南军区的贺龙、西北军区的彭德怀。六位老总背后，是各自纵横数年的雄师劲旅。要想听懂主席的“刀”砍向哪里，得先翻翻这六支队伍的来历。
东北军区起步最早。1945年10月，林彪、彭真、罗荣桓在沈阳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半年后，队伍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三路主力紧贴中苏边境打硬仗。1948年辽沈一役，林彪依托本土铁路调动，把国民党精锐捉了“口袋阵”。可东北军区此时兵力仅剩16万，主力已南下组建四野，俨然“空巢”。高岗守着东北后院，既要补给抗美援朝的“生命线”，又要维系边疆民情，任务并不轻松。
华北军区的底子不算薄。1948年5月，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军区合并，聂荣臻担任司令，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旗下三个兵团、四十余万正规军，外加百万民兵，被誉为中央“北门锁钥”。平津战役中，二兵团夜袭天津东门，一夜攻城，毛主席在电报里写下“奇袭成功，可贺”八个大字。华北兵团后来被称作中央禁卫军，对首都安全意义非凡。
华东军区则是粟裕、陈毅杀出的血路。回溯到1946年夏天，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沿着运河南下。1948年，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又称三野。淮海战役，粟裕“以四捉九”，让对手百万大军土崩瓦解。1949年春，刘伯承接掌华东军区司令，兵力扩张到120余万，成为六区之首。江淮之间，曾经的“偏师”摇身变成“王牌”。
谈到中南军区，离不开林彪。四野在1949年5月进入中原，新设华中军区，年底再改为中南军区。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加在一起，兵力达152万，火力最盛。林彪素来行事低调，却对部队管理要求极严，此番赴会，也深知主席“整风”的锋利。
西南军区的牌匾上写着刘伯承、邓小平的光辉履历，却由贺龙正式挂帅。晋冀鲁豫根据地一分为二，中原野战军化身二野后，渡江、追击、解放西南，一气呵成。1950年2月，二野番号撤销，西南军区诞生，辖区山河险峻、少数民族众多，兵力同样在120万上下。贺龙常开玩笑：“天高路远，先把脚站稳。”
西北军区地盘最广。早在1947年3月，彭德怀组建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鏖战延安外围。三边地区长草连天、交通闭塞，彭德怀每晚要在作战地图上“挪小红旗”。1949年2月，一野挂牌，8月新疆和平解放，西北军区由此肩负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防务。可兵力只有区区66万，要守青海自卫要塞，又要管河西走廊，压力巨大。
会议室里，六张截然不同的战功表摆在主席面前。成绩有多辉煌，隐患就有多尖锐。战争年代，军区与行政区高度合一，野战军、兵团、纵队各自掌握；和平在即，条块分割若继续下去，谁也说不准哪天会出现“山头主义”。毛主席沉吟片刻，再次敲桌提醒：“纪律，是命根子。打江山靠它，坐江山更要靠它。”
会后半个月，中央作出人事调整：彭德怀调往朝鲜前线，刘伯承接办军事学院，邓小平进国务院，贺龙入军委；高岗与林彪继续主持地方与军队整编。人走，马不乱，正是此番安排的深意。1950年初，六大军区完成对地方政府的交接，把征粮、剿匪、土改等事务交由各级政权。军队回营练兵，主业重新聚焦国防。
然而，从六区到真正现代化的军区体制，还有一道坎。1955年2月，国务院公布《重新划分军区的决定》，一级军区扩为十二个。粟裕挂帅总参谋长，主持细化边界、确立指挥链。原六区番号陆续撤销，战时机构宣告寿终正寝。谁都清楚，这不是削弱，而是升级——从集中兵力打大仗，转向常规备战与国土防卫，是时代必然。
六大军区的篇章至此落幕，却为新中国留下宝贵遗产：大战带出的干部体系、整合形成的后勤体系，以及在血与火中铸就的军魂。也正因为有那场主席“谁拉帮结派开谁的刀”的警示，军队才能在凯歌声里及时止步，把战区思维转换成国家思维。倘若当年没有这把“刀”，后来分区、合成、轮训的改革恐怕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