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的台北街头，空气闷热，行人匆匆。就在这一年，台湾军法体系里爆出一桩丑案，牵出一位自称“包青天”的军法局长包启黄。事情起初并不起眼，只是副总库长魏文启被控挪用公款，随后被判死刑。可惜，这却只是悲剧的序幕。
包启黄生于1912年江苏盐城，早年在地方中学混迹，是出了名的痞子。1930年代，他跟随国民党军校一期流落各部，没打过几场像样仗，却靠拍马溜须节节高升。1949年随军到台湾，又被推上了军法局长的位置。白色恐怖初期，军法局掌握生杀大权，他一句话能决定一个军官的命运。
魏文启案子发生时，外界只知军法局“判得快、判得狠”。判决书一出，亲属根本措手不及。魏夫人哭着找上军法局，想为丈夫求一线生机。包启黄见到这位衣着不俗、相貌端庄的军官太太时，心底生出邪念。他冷冷抛下一句：“二十万，立刻筹到，再写份悔过书，我可以考虑。”台北物价飞涨，二十万相当军官数年的饷银，何况魏家所有存款都在军方账户冻结，夫人只能典当首饰，到处借贷。
一周后，钱总算凑齐。包启黄却故意拖延，他宣称“证据不充分”，要求再面议。夜色已深，审讯楼灯光昏黄，包启黄把魏夫人和她十七岁的女儿一并留下。母女二人以为得到了放人通知，不想被关进办公室，门自里锁死。楼道里只传来女子低声啜泣。第二天清晨，这对母女灰头土脸从后门离开，魏夫人抱着女儿，眼神空洞。
包启黄的承诺并未兑现。7月初，行刑队枪声划破黎明，魏文启倒在马场町刑场。母女得到噩耗，悲痛化作愤恨。魏夫人想到可以借助情报头子毛人凤。毛、包不睦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三年前，蒋经国在整肃特务系统时，包启黄替蒋经国暗中使了好几次绊子，毛人凤丢了心腹。魏夫人带着女儿找到毛人凤，详细讲述受辱经过。毛听完冷笑：“好一个‘包青天’。”他立刻安排人写了控诉状，又悄悄放出口风，让蒋介石知道有人要“告御状”。
7月的一天清晨，蒋介石乘车赴阳明山官邸，车至石牌地段突然停下。卫士上前查看，只见路中央跪着两名女子，手举血字诉状，满脸泪痕。围观者越聚越多。母女边磕头边哭诉，句句指向包启黄的贪赃枉法与猥亵。蒋介石脸色铁青，尴尬之极。礼宾想把人拉开，他抬手制止，只淡淡说：“带她们上车，再详细写一份呈报。”
傍晚，调查询问即刻展开。主管军事司法的俞大维奉命彻查。档案室被翻了个底朝天，旧卷宗掉出一堆机密条文，牵出三十余起冤案。更惊人的是，赃款高达新台币一千多万。俞大维呈交报告时，蒋介石连眼睛都没抬：“立即军法枪决。”这一命令当天傍晚就传到景美监狱。
7月29日凌晨，行刑队整队完毕。包启黄被押出囚室，仍不相信自己会死，他喃喃道：“我替委员长杀了不少人哪！”话音未落，行刑官吼道：“预备。”枪声响起，将他拉下权势宝座。遗憾的是，魏家母女没有出席；她们被安置在台北南门一处安全屋，直到枪决文件正式公布才得知结果。
包启黄伏法后，台湾舆论反应激烈。民众原本对军法局心怀畏惧，却没想到最高长官如此不堪。有人感叹，连蒋介石都动了真火，足见其恶行触目惊心。更微妙的是，此案成为蒋经国清理军法、情报系统的契机，大批业务不精、品行不端的军官随之被撤换。
值得一提的是，包启黄虽落得死刑，但那些被他草率定罪的士兵和军官，并非全都等来平反。资料里显示，直到1960年代仍有人为当年的冤狱上诉无门。这一片段说明，个人之恶固然可恨，体制弊端更难挖除。
回到那封控诉状，上面留有魏夫人的一行字：“求还我家清白。”丈夫的命已无法挽回，然而母女自己的清白，终究用包启黄那颗人头讨了回来。蒋介石怒火背后，不只是颜面问题，更是对军法威信的自救。军法局长公然行凶，若再包庇，所谓“军纪”就成一纸空文。
1949年后逃台的国民党高层大多负笈仓皇，组织架构乱、资源匮乏、风声鹤唳。在这种背景下，像包启黄这样擅长钻营的人更容易攫取权力，用“保密”“戒严”做挡箭牌，将私人欲望披上正义外衣。他的陨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军法体制，但至少在1954年的盛夏，让人们看到滥权者也有付出代价的一天。
若把时间向前拨二十四年，1930年的江苏乡间，年仅十八岁的包启黄曾在祠堂里豪言：“只要跟对人，这辈子不愁吃穿。”谁也未料到，他的“对人”不仅是仕途扶梯，也是断头台索命人。历史给出的惩罚，迟到，却不缺席。
蒋介石的那份枪决令，如今尘封在台湾“国防部”档案室。泛黄纸张上，批示笔迹仍清晰可辨：军法如山，毋容徇私。八个字，算是对这场丑闻的最终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