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秋，22岁的曾志在长沙女子师范求学。那一年，北伐军凯旋的号声直冲云霄，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悄悄在课本里夹了份《向导》周报。很快，她成了学生运动骨干。决定投身革命时，她只留下一封字条给父母：“此去山高路远，女儿自会珍重。”年轻的执拗，注定了此后多舛的命运。
井冈山是她理想的第一站。炮火与饥饿夹击，湘赣边秋风猎猎。1930年初夏，她和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守着山头阻击团敌，从黄昏战到拂晓。枪声停歇时，山间雾气初散，夏明震已经倒在乱石上。战友抓住她的肩膀：“曾政委，人没了，你得活下去。”这句呼喊后来常在梦里回响。
短暂的悲恸之后，她在闽西再次走上地下交通线。第二任伴侣蔡协民与她并肩传递电文，辗转赣南到闽南。1934年秋，大雨滂沱，暗号却暴露，蔡协民被捕。狱中传来最后一句话：“别管我，好好干。”三天后，南靖城墙下枪声响起，他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出头。革命道路逼她咽下第二次丧偶的苦涩。
1938年冬，武汉沦陷前夕，曾志在鄂豫皖前线医院里遇见了谷城来的年轻军政干部——陶铸。那时他三十二岁，她三十四岁，相似的跌宕经历让两颗心迅速靠近。“一起走下去？”他低声问，她点头。洞房花烛夜在皖西一个土坯房，窗外炮声不止，新婚之喜与国难交织。
抗战、解放战争，夫妇先后在八路军总部、华南分局、东北局转战。1947年，女儿陶斯亮被辗转送到他们身边。母女重逢那一刻，小姑娘怯生生问：“您是妈妈吗？”曾志把她抱得紧紧的，鼻子一酸，“是的，我就是。”随行保育员杨顺清从此以半个父亲的身份，守护着这个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先在华南，下到基层整党，又被调回广州主政。曾志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日夜奔波。表面风光，实则聚少离多。1966年5月，中央让陶铸赴京主持中宣部，曾志提醒：“搞理论，你笔头子慢，可得多琢磨。”谁知刚到北京，风暴扑面而来。红卫兵小将声嘶力竭，高音喇叭彻夜不歇，整座城像开了锅。
7月里，她突发高烧，陶铸电话急促：“来北京调养，也好一家人聚聚。”9月10日，她带着厚厚病案抵京，心头却悬着石头。街头的大字报写满了陌生口号，曾志预感到山雨欲来。果然，几个月后，陶铸被诬陷为“另一个彭、罗、陆、杨”，遭隔离审查。1969年10月，他被疏散至合肥。临行前，他将家人的小照片放入口袋，轻声说：“揣着这个，就像你们陪着我。”那是夫妻最后一次相见，四十三天后，陶铸病逝于合肥的一间简陋病房，享年六十三岁。噩耗传来，曾志沉默良久，只有一句：“他答应我要活着回来。”
更艰难的日子随之到来。为了躲避冲击，组织把她秘密安置在粤北邱屋村，改名“邱阿婆”。山里茶烟缭绕，梯田翻修，她和贫苦农户一同抡锄、扛稻。夜深人静，她摸着陪伴多年的党证，默念入党誓词，给自己提气。即便如此，仍有人揣测她“反革命的老婆”。压力重重，她曾捏着拳头对自己说：“只要活下去，总能等到天亮。”
1972年3月，周总理亲批电报，将曾志调往陕西临潼疗养。干休所坐落在渭水北岸，依着骊山，华清池缭绕着硫磺气味。这里的老同志大都军籍在身，医疗、伙食、家属随军一条龙。可曾志是省委老干部，组织关系在地方，一遇配药、报销就得两头跑，颇不方便。她盘算良久：唯有转归军队，才能真正解决后顾之忧。
于是有了那封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曾志在信中坦陈，“与我同辈的老同志多在军队系统，我若能编入，便于就地管理；也减轻地方负担。惟愿每年发一套军装，以示身份。”字字平实，却含深情。她想要的不仅是布衣上的星火枪徽，更是对几十年戎马生涯的肯定。
毛主席和周总理很快分别作了批示：同意其回京，军队系统予以妥善安置。负责口头传达的干部找到她：“中央让你自己决定，是留在西安继续工作，还是回北京养病？”曾志沉吟片刻，回答铿锵：“回北京！”那一刻，她想到的，是为陶铸平反，也是为自己洗去埋在山沟三年的沉默。
3月18日，她带着女儿陶斯亮和两个外孙乘车抵达西直门。当晚，老友特地来家中探望。有人递过一包崭新的老绿军装，“试试，合身！”她摸着肩章，眼圈微红，却没掉泪，只轻声说：“还是这身衣裳，踏实。”
此后数年，曾志被安排在中央组织部顾问室，参与党史资料抢救工作。面对一箱箱泛黄文件，她用放大镜校对，把许多烈士鲜为人知的经历补正、存档。有人问她为何如此较真，她淡淡回了一句：“他们把命都交给了党，我多花点眼力，不算什么。”
1979年12月，经中央决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公文送达那天，曾志在办公室门口站了很久，冬日暖阳落在肩头，她只是深吸一口气，将公文放进抽屉，转身继续埋头工作。几位年轻编辑回忆：“她没流泪，也没庆祝，只说：历史清了，咱们接着干。”
回看那封1973年的信，不过寥寥数语，却像锚，稳稳地把她的人生重新系回了本该属于她的位置。军装一年一套，她并不常穿，可那象征着信仰的绿，一直挂在壁橱最显眼处；每当深夜路灯映进窗，她会抬头望向天安门方向，许是想起了在漫长岁月里同甘共苦、却早早离去的战友与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