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旬，伊朗国家电视台在一档国际时政节目中插播了一张画面：背景是2024年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的现场，而画面上方赫然打出一句红色粗体字幕——“这一次，它不会偏”。
这并非伊朗第一次通过电视屏幕对美国前总统发出死亡威胁。但这一次，美方的警觉与反应截然不同。一位接近特朗普政府内圈的消息人士直言：“白宫正在评估终局性的政策路径。”短短几个字，意味着美国政坛关于伊朗的“温和窗口”已彻底关闭，政权更替的可能性再度进入现实议程。
这种强烈反应，并非源于一句字幕本身，而是其所承载的历史积怨、仇恨逻辑与血债账本，在当前地缘格局裂变的时点上，被彻底激活。
半世纪血仇：从人质危机到导弹交锋
美伊敌意的历史并不始于神话式的“反帝”标签，而是由数次实质性冲突、羞辱与流血事件一层层堆叠而来。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学生冲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美国外交人员长达444天。这场持续超一年的人质危机，彻底摧毁了美国卡特政府的对伊幻想，也让霍梅尼将“反美”正式纳入政权合法性的根基。
此后，美军驻中东的存在不断成为伊朗武装代理人的攻击目标。1983年，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与海军陆战队营地接连遭到汽车炸弹袭击，241名美国军人丧生。1996年，沙特霍巴尔塔宿舍爆炸案再次夺走19名美军性命，而这背后也被美情报界认定为伊朗策动。
进入21世纪，伊朗通过向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提供简易爆炸装置（IED），在伊拉克战场造成至少603名美军阵亡。对美国而言，这些袭击早已超出“代理冲突”的范畴，而是一场低烈度、长周期的持续性战争。
这场仇恨不再只是意识形态，也不再只是地缘战略，而是以人员伤亡与外交羞辱的方式，被反复验证与记忆。
代理人战争与恐袭输出：仇恨是国家工具
伊朗并未将其对抗模式局限在中东地区。从2000年代起，德黑兰开始构建一套“全球代理+特工行动”的复合战争网络。
在区域层面，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依赖伊朗资金与军事支援压制内乱；也门的胡塞武装则得到德黑兰的武器、训练与通信设备支持，频繁袭扰红海航运。在2023年10月加沙战火爆发后，伊朗代理人几乎同步行动：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伊拉克武装攻击美军基地、胡塞导弹干扰全球航道。这种“去中心化联动”显示，伊朗早已将代理战争发展为具备协调、分布与战略目标的工具体系。
更远的战线也早已铺开。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支援乌克兰战场，在委内瑞拉拓展军事合作，在非洲与拉美推动“反美联合”。其海外政策已脱离宗教、民族或传统盟友维度，转向实用主义、对抗导向的地缘杠杆。
与此同时，定向暗杀与恐袭行动成为伊朗输出仇恨的另一路径。1994年阿根廷犹太人社区爆炸案造成85人死亡，被直接归咎于伊朗策动。2024年起，澳大利亚墨尔本多家犹太目标场所接连遭到纵火破坏，情报链条指向伊朗特工。
更危险的，是针对美国高官的定点威胁：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甚至包括特朗普本人，均被列入暗杀清单。2022年，美情报部门更披露，伊朗曾策划在华盛顿刺杀沙特驻美大使。
这一整套“远距暴力体系”背后，是伊朗将仇恨逻辑系统化、政府化的运作方式：不再是口号煽动，而是可重复、可输出的国家暴力工具箱。
特朗普的终局剧本：政权更替再次上桌
面对伊朗的持续挑衅，特朗普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不再谈“协议”、“缓和”或“中东稳定”，而是直指一个核心命题：这是否是一个“必须被替换的政权”。
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2020年斩杀苏莱曼尼、2024年美司法部揭露的买凶暗杀起诉，这些操作都构成特朗普政策逻辑的骨架——高压、不可逆、直击权力核心。而如今，随着2026年伊朗电视台字幕事件将“暗杀威胁”重新摆上桌面，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加速迈向其最终逻辑：政权更替。
美国内部的辩论已经浮出水面。一方面，是国家安全系统对伊朗海外恐袭能力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对2023年以来中东乱局失控的战略焦虑。在这种氛围下，原本只能在幕后讨论的“政权更替方案”，重新进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层面。
尽管距离动手尚有距离，但舆论、政策与外交路径已明显偏向压制而非缓解。特朗普在一场闭门筹款会上曾直言：“德黑兰这个政权已成为世界稳定的毒瘤。”这类表态的频率与烈度都在提升，显示美国正在酝酿“新中东秩序”的剧本。
伊朗国家电视台那句字幕，在技术上或许只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插播，但在国际政治语言中，它已经越过了明示战争意图的边界。
此时的华盛顿，已无人再讨论“误解”或“缓和”。中东局势的下一轮裂变，极可能以伊朗政权为引爆点展开。在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仇恨链条中，仇恨已非副产品，而是制度核心，是对抗外交、代理战争与政治合法性的交汇点。
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威胁都不再是象征，而是蓄谋；每一次回应都不是表态，而是测试。2026年开年的字幕事件，不只是伊朗再一次宣告敌意，更是美国重启对伊路线决策的分水岭。
这一次，“偏不偏”，已不再是笑谈，而可能是弹道与政权命运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