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的闽江口，夜幕刚落，雷达天线仍在缓缓旋转。海风夹着咸味，吹得值班哨兵衣襟猎猎作响。几十公里外，对岸灯火暗晃，紧张的台海态势让福州军区的每一次战备检查都显得分外沉重，此刻的前沿指挥所里，司令员杨成武和政委傅奎清正并肩翻看作战预案。
那一年，解放军尚设11个大军区，按照制度，一名司令员配一名政委。北京、沈阳、南京等军区里的军政搭档多是同龄、同批次的老战友，彼此熟门熟路。唯独福州军区，摆在各方目光焦点的，是一对在资历上相距近十年的“奇异组合”。
当时已67岁的杨成武戴着上将肩章，在将帅群体中资历深、战功盛，早年从红军四方面军走来；他的搭档傅奎清，55岁，军衔止于上校，履历起步于抗战末期的新四军交通员。外人看去，一个身经百战、叱咤北方疆场的老帅，一个扎根江淮游击区的政工干将，似乎难以契合。
杨成武的履历颇为醒目。1929年，他在福建长汀参军，紧接着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随聂荣臻挺进五台山，十一年征战华北，被誉为“会用刀子的参谋长”。解放后，他不到四十岁便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随后，他曾统管防空军、坐镇北京军区、出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可以说，陆空防一肩挑，谋略与指挥兼得。
文化大革命风雨飘摇之际，他接手军委办事组，几乎成了当时军队日常运转的“二号首长”。1973年暂别军职，1979年复出，先任第一副总参谋长，而后被中央点名南下福州。“台海是火药桶，你去坐镇！”组织一句话，他拎包就走，身边只带几件换洗衣服，兵家本色，毫无怨言。
相比之下，傅奎清的行军路线更加平缓。1937年参加革命，在皖东的芦苇荡里当交通员，穿草鞋送情报。1939年调江北游击纵队搞民运，手握一杆马枪，两只布包，走村串户宣传。解放战争中，他在华东野战军七纵队带兵攻打宿北、淮海，官至团政委。授衔制实施的1955年，他拿到的是上校，步子小，却稳。此后，他在25军、12军做政治主官，1975年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从东北转战福建，距今已是第三个十年。
两个人第一次单独长谈是在福州南台岛的临时指挥部。那天，灯泡昏黄，远处海浪声不时传来。老帅摊开地图：“前沿防空要再提一级。”傅奎清点头：“没问题，政工部门立即跟进。”寥寥数字，却定下了整个军区此后两年的工作基调——军政合力，内外同时发力。
杨成武强项是战略、战术，猎猎海风中，他站在前沿哨所，常对随行参谋说，“这里是一线，宁可多费一分粮，也不能少打一发炮弹。”而傅奎清则深谙军心建设。白天，他坐坦克工棚与战士拉呱；夜里，提着马灯往连队宿舍跑，翻菜谱、问伙食。政委的“土办法”让抓思想教育也变得接地气，官兵们服贴。
有意思的是，行伍之间从未出现过“资历歧视”。杨成武对“老傅”一句“政治这根弦，全军区非你莫属”，拉近了距离；傅奎清回敬“打仗的事，您说了算”，干脆利落，尽显军中君子之风。资历再不搭，也在共同的任务面前自动对焦。
1982年秋，福州军区组织大演习，参演兵力过万，蓝军模拟岛内守军。杨成武亲自压阵，拒绝住进安全区，要求把指挥所设在距海岸不到二十五公里的前进阵地。军区联络处为此连续三宿未眠，而傅奎清则把注意力放在官兵情绪，“别因长官在前头就硬撑，要打也要保命。”演习中，导调组下达突发“空情警报”，杨、傅二人同时进入战时状态：一个指点地图，一个安抚后勤，决策流畅，配合默契。事后总参考评报告写下八个字：“指挥协调，军政合璧”。
1983年初，中央调整干部。68岁的杨成武携台海防务报告抵京，转赴政协专门委员会任职。告别前，他对搭档说：“闽江的潮水还得劳烦你多看顾。”傅奎清目送老帅登机，随后与新任司令江拥辉联袂执掌军区。不同于前一任的雄浑霸气，江拥辉务实谨慎，三人曾在沈阳有过短暂交集，默契沿用下来，福州军区依旧运转平稳。
1985年，全军体制改革，福州军区并入南京军区。53岁的江拥辉光荣离休；59岁的傅奎清则被任命为新南京军区政委。改革过后，原福州军区部队被整编入第31、41集团军，台海防卫任务继续传承。1988年9月，傅奎清在八一大礼堂被授予中将军衔，胸前那排勋章见证了他半生的缓步攀升，也见证了与杨成武那段看似“错位”却无比默契的合作。
1990年，傅奎清正式离休。距离他与杨成武在海边并肩策划战备，已过去整整十年。不同出发点，却在相同信念下汇流；一位擅指挥，一位精政工，模样各异，目标一致。看似“最不搭”的搭档，为福州军区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计的演训记录，更有一道军政协同的范例，给予后来者充足的参照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