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大会主会场座无虚席。灯光下，一袭深色西装的乔冠华迈步上台，话音未落，掌声已像海潮般涌来。大厅里鸦雀无声，他的目光掠过七十多个国家代表，笑意却稳稳挂在嘴角。那一刻，他正站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中心，谁能想到，短短五年后，这位“中国最会笑的外交家”会在静悄悄中被撤去一切职务。
乔冠华并非一帆风顺的幸运儿。1968年底，他才结束近两年的沉寂复出外交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内心已是满腔热火。可命运的锋利转折随即而至：1970年9月20日，爱妻龚澎病逝。乔冠华自嘲“半边天塌了”，夜夜手握放大镜，一张张端详旧影；邻居常听到他深夜低泣。身体也迅速亮起红灯，1971年夏，他因肺结核住进医院。彼时同病房的陈毅对床而卧，老友相见，寒潮里的灯火微明。
就在病房里，周总理递来一份电报，要乔与《人民日报》编辑崔奇起草一份对外声明。乔冠华拖着病体起身，“这回，天要变了。”他对陈毅轻声说。几天后消息坐实，乔冠华仿佛打了强心剂，咳嗽声都小了。替新中国说话、与世界周旋，才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10月，基辛格二度到访北京。饭桌间，乔冠华一抬手，话锋凌厉又带笑意：“基辛格博士，美国打算把咱们晾多久？”对方回以模棱两可：“明年见分晓。”乔冠华点燃一支烟，吐出一句：“不一定吧。”不到三周，北京飞纽约的专机起落，证明了他的预判。
自二十六届联大开始，乔冠华每年举杯欢笑地走上那条蓝色地毯。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说他“脸上像带着春风”，美国记者则写下《乔的微笑》。外交辞令的锋芒与抖落肩头灰尘的潇洒，在他身上奇异共存。
然而走出聚光灯，乔冠华的影子越来越孤单。1973年冬，他与年轻的英语翻译章含之登记成婚。有人祝福，也有人窃语。新婚与新任命几乎同时降临——1974年，他成了共和国第四任外交部长。应酬增多，酒也多了。深夜回到三里河寓所，他常端着半杯白兰地坐在沙发角落，一句话也不说。故交察觉他的笑带上倦意，只能轻叹“老乔这几年太拼”。
1975年秋，他第五次赴纽约，用近乎脱稿的演讲驳斥超级大国的威逼利诱。刚坐下，场内掌声仍未停，他却已低声咳嗽。陈年疾患与无休止的谈判把他推向极限，但他不肯缓步。
1976年10月，在北京城万人空巷的日子里，乔冠华却仓促从纽约飞回。大街小巷是红旗飞舞，他只是匆匆扫了一眼，车窗玻璃映出他疲倦的脸。随后，“撤销外交部长职务”的决定悄然传达。究竟哪一步踩空？外界众说纷纭，真实的风声却仅停在几间机关办公室。黄华奉命接棒，当他小心翼翼询问原因时，李先念伸手指了指耳朵，示意“少问”。
乔冠华沉默。韩素音十月抵京，刚踏进招待所就追问：“老乔在哪儿？”熟人耸肩叹气，“他怕见人。”韩素音在随后的随笔里写道：“也许，他总是被迫的。”
身体也再不给他留情面。1977年3月心梗发作，捱过刀口，又赶上1978年夏的肺癌诊断。住院期间，他每天三次踱到松林边，抬头背诵苏轼：“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护士悄声议论：这位老先生真是拿生命和记忆赛跑。
病榻之外，他被安排在对外友协当顾问。资料堆成小山，他依旧批注不断，常自言自语：“该记下来的，不写出来，对不起时代。”他想编一部回忆录，却为散佚的手稿发愁。好友冯亦代从旧书摊寻回《争民主的浪潮》，那本薄册子像久别的故人，让他激动得红了眼眶。
1983年盛夏，体温表读数总在上蹿。他的手已经颤抖，却硬是写完《国际述评集》序言，交代助手赶紧付印。“多少人事，被风吹走，总得留下点文字。”声音虚弱，却透着熟悉的执拗。
9月22日上午十点四十，北京医院病房里归于寂静。消息送往新华社，当晚的电讯只有寥寥数语：乔冠华，终年七十。次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刊出讣告，字数不足百，却为一代外交干才划上句点。
曾经万人送行，如今静默谢幕。历史的年轮继续向前，那抹自信的微笑却定格在联合国大厅的灯光里。不论如何评说功过，是非也好，对错也罢，乔冠华的名字依旧洋溢着一股独特的锋锐与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