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那场授衔典礼上，站在最前排的老将军神情肃穆，军装笔挺，军功章排得整整齐齐。
可真正让人注意到的，是他左手上的那枚老旧黄铜戒指。
不是金的，也不是镶宝石的，看起来甚至有点磨损严重——可他一直带着，从没摘过。
这事儿后来有人问过他。
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那时候没人知道，这枚戒指背后，其实藏着一整段再也找不回来的人和事。
他叫张云逸，是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十人之一。
可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新四军六位创始将领中，唯一活着站上那座授衔台的人。
其他五个，早已不在人世。
有的是在枪林弹雨中没能走出来，有的是在自己的队伍里悄然倒下，还有的，连一个完整的墓碑都没留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得从1937年说起。
那年秋天，南昌。
抗战刚爆发没多久，蒋介石答应让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一支统一建制的部队——新四军。
表面上看，是合作抗战。
可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两种力量的短暂共处，随时可能翻脸。
新四军军长叶挺，那会儿算是个“特别”的人。
他打过北伐，是黄埔一期，跟国民党关系深，可偏偏愿意接受共产党安排。
这在当时已经不多见了。
他没入党，但做的是军长。
说白了，他是个“中间人”，既要稳住上面，又要压住下面。
部队刚开始组建时，兵源紧张，武器破旧，十几支游击队各管各的。
叶挺手下没嫡系，靠的是手腕硬。
他带着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江西、福建这一线来回跑，硬是把一盘散沙给捏成了个像样的部队。
项英是副军长，管后勤、人事、情报，不上阵打仗，却在军部里说了算。
他当年是江西苏区的“一把手”，习惯了发号施令。
张云逸当时是参谋长，兼任第三支队司令，广东人，说话不多，下命令从不解释，手下人背后叫他“老张不说话，一说话就出事”。
袁国平是政工出身，话多事狠，政治口号挂嘴边。
邓子恢那会儿不穿军装，不住兵营，整天拿着南方各县的地图，研究地形、老百姓的思想情况。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更像个“灰色地带”的策应者。
周子昆带的是教导总队，打仗很猛，脾气也冲，是真正的“行动派”。
这六个人，加起来，就是新四军最初的领导核心。
可惜，这种结构从一开始就不稳定。
叶挺一个非党员军长，和项英的权力交叉重叠；张云逸又身兼要职；政工系统和作战系统之间也有摩擦。
说白了，大家都是能独立带队的人，凑在一起，谁都不服谁。
这种不平衡，在1938年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
那时候日军南下，皖南、苏北局势越来越紧。
叶挺急了，主动要求设立前敌指挥部，想带兵南下阻击。
项英不让，说中央指示是“不要挑起摩擦”。
叶挺摔杯子，项英照样按兵不动。
半年内，叶挺借口“视察”外出两个月，项英直接掌军。
军部的气氛紧张到极点。
那会儿谁都知道，一场大事快来了。
可谁也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狠。
1941年1月，国民党突然围攻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
那一仗，打得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所谓“整编调动”，其实是设好的口袋阵。
一万多人被围，通讯中断，山势复杂，根本没机会突围。
叶挺选择留下，他始终相信“中央会调解”。
结果被俘，关进了江西上饶。
袁国平腿部中弹，躲进草丛无路可逃，自己开枪了结。
周子昆当天上午被捕，身边那名警卫叛变，他在押送途中“突遭袭击”，尸体三天后才被找到，已经面目全非。
项英收到电报，试图组织支援。
没多久，他被带走“谈话”。
几个小时后，枪声响起。
后来根据现场勘查，枪伤在背部。
执行的是他手下的卫队长刘厚总——当天脱编，失踪。
张云逸那会儿不在皖南。
他两个月前被调往山东整编第三支队，压根不知道前线出了事。
消息传来，他看报纸才知晓，气得当场摔杯子。
连夜写报告，但为时已晚。
邓子恢已经调任地方政务，那时候他也只能通过报纸了解情况。
几天后，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和平解决党政矛盾”，话说得很谨慎。
叶挺软禁三年，最后在1946年乘飞机返程时，飞机在山西兴县坠毁。
连黑匣子都没找到。
他没留下什么遗言。
也没说过一句后悔的话。
十几年后，1955年，军衔授予开始。
那场典礼上，张云逸戴上大将军衔。
他是唯一还在现役、还在军职、还符合全部标准的新四军创始人。
他没发表感言。
手贴笔直，敬完礼就退场了。
晚年他住在北京，门口贴着旧报纸当信封用。
每天早起练字，写的都是几个名字：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
写完一遍，烧掉一遍。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接受过一次采访。
参考资料：
金冲及 主编，《张云逸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叶挺将军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中央档案馆编，《新四军抗战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李海文，《抗战中的新四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胡乔木 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