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清晨，香山薄雾未散，北京西山脚下的玉泉山已灯火通明。夜色中，几辆越野车疾驰而至，政治局紧急会议即将开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步入会场的第一句话是：“上海刻不容缓，得有人去接手。”沉默持续数秒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同一个人——苏振华。
苏振华并不意外。海军副政委、老红军、南方出身，对江南局面熟悉，再加上铁血硬朗的作风，他本就是最佳人选。只是，他刚结束长达九年的磨难，身体内的旧伤尚未完全痊愈。可形势逼人，上海那座巨大的漩涡需要一位能镇得住场面的老将。
会议结束已近午夜。回到家，苏振华轻轻推开房门，客厅灯仍亮着。妻子陆迪伦正在给小女儿缝补衣袖，听见脚步声抬头问：“会议定了？”苏振华低声道：“中央要我去上海。”话音落地，他握紧拳头的动作被妻子捕捉到。陆迪伦怔住，忽觉背脊发凉：“那是个陷阱！”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过去十年的风浪让她习惯了用最糟糕的角度审视一切突如其来的命令。
苏振华微微一笑，却难掩眼底的血丝。“陷阱也得有人去踩。”他拍拍妻子的肩膀，“这回我去，你暂时别动，有机会我接你。”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其实是在给她留一条退路。陆迪伦抿着嘴没再劝，心里却明白，丈夫已下定决心。
人们很难想象，就在三年前，这位上将还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那时，两名专案组成员昼夜盯梢，连给他测血压都要记录在案。孙中山陵园旁的零陵劳改岁月，早已让他背脊弯曲；一九七一年胰腺炎复发，疼得他直冒冷汗，却只能在儿科病房吊针。陆迪伦一次次冲到医护站理论，仍换不来哪怕一张真正的病房床位。
要说信念从何而来，或许源于更早的枪林弹雨。一九三〇年，他扛着土枪跟随粤东游击队起家；长征时受伤昏迷，被背在担架上走过雪山草地。那样的生死劫都挺过来了，如今的一城风浪算得了什么？
然而政治漩涡与战场不同。战场上子弹来自对面；漩涡里暗箭可能出自身后。正因为如此，叶剑英提议由苏振华率队接管上海，并同时要求空军、警卫局暗中配合，确保安全。叶帅了解这个老部下的脾气——强悍、果决，却不喜欢绕弯，必须给他最坚实的后盾。
启程前夜，陆迪伦翻出几年前那封标着“主席批示”的医案。白纸泛黄，毛泽东留给苏振华的七个字“此人似可解放了”仍清晰如昨。陆迪伦盯着字迹，心里默念：“熬到今天，总算不是被押往上海，而是奉命出征上海。”这种微妙的反差让人五味杂陈。
十月十日，工作组身披晨雾抵达虹桥机场。机场跑道的钢轨在晨光下闪着冷色，似乎也在警告这座刚经历剧震的城市并不平静。打头的吉普车驶过延安高架时，苏振华侧头望向窗外，街口还有零星标语未及清洗，车窗外的路人眉宇间写满戒备与期待。
第一天便是硬仗。市委礼堂内，一些老部下站在走廊尽头，眼中也有难掩的忐忑。苏振华没有提前摊开纸面，而是径直走上主席台，开场白只有一句：“今天之前，上海的事人人都议论；从今天起，上海的事我们来负责。”他说话不急不缓，却让会场瞬间安静。那种久经沙场形成的气场，在这一刻起了作用。
三天之内，重要岗位的调整名单贴上了红头章；七天后，广播电台播出第一份平稳过渡的通告；短短半个月，被扣押的干部陆续解禁复岗。军代表、工宣队、造反派三方力量原本各执一词，如今不得不围坐一桌作记录。一次夜深人静的谈判中，苏振华突然拍案：“谁再扣押干部，明天到南京路广场向市民解释！”那一掌震得茶杯微颤，空气仿佛凝固，没人再多说一句。
就在上海局势渐趋稳定的同时，北京中南海里也有人松了口气。一名值班秘书在转交电报时忍不住低声感慨：“老苏这次硬是把摊子扶直了。”叶剑英挥挥手：“他是闯过雪山的人，上海这点路，难不倒他。”说罢低头在文件上批示，让组织部尽快解决苏振华的后顾之忧。
十二月初，陆迪伦接到电报：随行人已安排，尽快来沪。她带着药箱和几件御寒衣物，与两个孩子南下。列车缓缓驶入上海站，月台上寒风凌冽，苏振华一身呢制服，含笑迎上来。短暂相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回头再陪我挑粪吧，这里的活儿不轻。”陆迪伦又心惊又好笑，“挑粪我在行，不过这回可别真让我来。”
在上海的两年，夫妻二人几乎形影不离。陆迪伦主持军区家属服务站，为官兵家属打理后勤；苏振华横穿工厂、码头、研究所，日行两万步。凌晨一两点，黄浦江风大得像刀子，他仍要把当天笔记分类归档。有人问：“首长，您不累？”他摆摆手：“累，可不能歇。”
回忆那段岁月的老工人说，苏振华的到来像一台重锤，先砸碎了彼此的猜疑，然后再把散沙重新捣成钢坯。紧张、忙乱，却并不混乱，这就是老将军治事的方式。
局势稳住后，中央统战部做过一次调研，结论是上海干部人心安定速度超过预估三个月。这份报告后来没公开，只在小范围留存。有人解释原因时，用了一个质朴的比喻：“船头有人，浪再大也有人喊号子。”喊号子的人便是苏振华。
历史并非单线条，它总在不同节点呈现复杂交织。苏振华的战斗生涯、零陵流放、上海接管，看似互不相干，其实串在一起便是一个将军的耐心与韧劲。外人关注的是他扭转局面的壮举，更值得注意的，是支撑他走到最后的那份家庭力量。陆迪伦挑粪、护夫、随行，从不在公开场合发声，却用行动把“共患难”四个字写得极重。
一九七九年初春，苏振华因病进院接受治疗，病榻旁仍是陆迪伦守护。彼时距离上海接管已过去两年多，外界早把那次危机视作波澜已平。可只要有人提起那段岁月，陆迪伦就会轻声说：“若不是他心底认定自己能顶住，我当年真不敢送他上车。”这句话，回答了外界所有疑问——陷阱也罢，风浪也罢，只要信念未断，总有人敢迈出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