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印度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微妙，一边是放宽签证、恢复航班、准备重新让中国企业参与政府招标。
另一边印度专家却在私下反复追问一个问题：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为什么中国企业还是不愿意把核心技术带过来？
五年前中印边境局势骤然紧张，印度迅速在经济层面对中国“踩下刹车”。
从投资审查到政府招标，从商业应用到产业项目，一系列限制措施密集出台，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尽可能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为“印度制造”争取独立生长的空间。
当时的逻辑并不复杂，印度判断，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企业承压，外资必然寻找替代选项。
印度认为只要关上中国这扇门，就有机会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和资本承接，不过现实很快给出了答案。
没有中国企业参与，很多问题并不是“成本高一点”这么简单，而是直接影响工程能否推进；电力设备价格明显上行，光伏组件交付不稳，重型机械采购周期被不断拉长，基础设施项目开始频繁延期，制造业扩张计划一再缩水。
原本希望通过“去中国化”吸引的外资，也并没有如期而至；对不少跨国企业来说，离开中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之后，印度并没有迅速补位，反而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成本。
当缺货、涨价和项目拖延开始同时出现，印度财政部门终于意识到，这并不是短期阵痛，而是系统性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政策转向几乎成了必选项；于是，从2024年开始，印度官方话语逐渐降温，“校准式务实主义”被摆上台面，本质就是承认现实、重新评估对华经济关系的成本与收益。
很多讨论把印度重新向中资示好，简单理解为“缺钱”；但如果只是资金问题，印度并不缺选项；真正让印度感到焦虑的，是产业体系本身的短板始终无法补齐。
印度希望引入的，并不只是几笔投资或几条产线，而是中国企业背后那套高度成熟的能力组合：稳定的供应链、成体系的技术方案、复杂工程的组织经验，以及长期磨合形成的产业协同；这些能力，恰恰是支撑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印度在自身工业化进程中最难跨越的门槛。
问题在于，中国对外输出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过去，中国更多输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制造，技术风险相对可控；而现在，中国企业具备对外输出的，是新能源系统、数字基础设施、高端装备和复杂工程解决方案；这些能力一旦深度转移，所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回报，也意味着长期竞争结构的变化。
再叠加过去几年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已经对“技术外放”的风险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多个市场中，先引进、再审查、后设限的操作并不罕见；技术一旦落地，规则却可以随时调整，这种不对称风险，已经让企业不再轻易下注。
在印度专家的讨论中，一个常见疑问是：既然政策已经松动，中国企业为何还在观望？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企业看重的从来不只是当下的欢迎姿态，而是未来是否可预测。
过去几年，中资企业在印度的经历，已经形成了清晰而具体的风险认知。
突击查税、资产冻结、账户受限、签证受阻，这些并不是抽象担忧，而是真实发生过的经营风险；对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比一次性损失更难承受的，是规则的不稳定性；当商业行为可以随时被重新定义为“安全问题”，任何长期投入都会失去基础。
印度提出的“校准式务实主义”，在国家层面或许是一种平衡策略，但在企业视角下，却意味着边界模糊。
哪些领域可以长期合作？哪些情形可能触发重新审查？解释权如何行使？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答案，企业自然会采取防守型策略：合作可以继续，但层级要浅；项目可以推进，但核心能力必须保留在安全范围之内。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向中资示好的同时，依然参与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和地缘博弈；这种经济合作与战略防范并行的状态，使得政策信号始终存在反差；对企业来说，这种反差会被直接转化为风险预期，而不是信心加分。
印度重新向中国企业敞开招标大门，确实释放出一个现实信号：过度对抗在经济账本面前难以为继；但这一步，更像是止损而非重建。
对中国企业而言，是否合作并非情绪问题，而是理性选择。技术和核心能力，不会因为几项政策松动就轻易转移，它们只会流向规则清晰、预期稳定、风险可控的环境。
如果这些基础无法确立，那么无论印度如何表达期待，中国技术都会选择谨慎靠近，而不是贸然下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