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年之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想刹车刹不住，人口出生陡降、想提升提不起来，还是因为各级政府把“投资于物”看地远远重于“投资于人”，社会发展目的本末倒置。
中国应该力争维持10亿左右的人口规模，才能维持全球性大国地位，维持经济不塌陷，维持国家统一完整。要实现这个人口目标，每年新生儿数量必须确保在1200万左右。
（一）
1月19日的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有一组反差的数据：
第一组是：全年货物出口269892亿元、进口184795亿元，贸易顺差超8.5万亿，折合1.2万亿美元，创人类历史纪录，上一个贸易顺差最大国德国，峰值不过是2970亿美元（2016年），中国是其四倍多。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其中制造业增长6.4%，高于GDP5%和消费3.7%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9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欧盟27国的80%，我们以一己之力产出了全球54%的钢铁、41%的汽车、86%的光伏、70%以上的锂电池、65%以上的家电、54%的工业机器人、63%的船舶吨位。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人类历史上，产能最强大的国家。
第二组是：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全年净减少339万人。
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创历史纪录，这是录得人类有史以来最低的自然出生率之一，从2017年至202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排名下跌了60名左右，去年仅比日本高万分之三，全球倒数第二，中国新生儿全球占比从全球的13%迅速降到6%，现在中国新生儿数量仅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并且可能很快被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赶超。
所以，我国的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一边是产能过剩，整天为去产能发愁，一边是新增人口的极度短缺，整天为提升生育积极性发愁。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借用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概念，我们“投资于物”、投资于产能太多了，“投资于人”太少了，人们用脚投票，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由于2025年很多经济数据都还没有发布，我们仍采用2024年的数据。该年固定资产投资为51.4万亿，而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即一次分配和二次福利社保分配，总额为43.5万亿，而发达国家，居民收入的占比往往是固定资本投资的二倍左右。
另外一个数据是，根据经济研究成果，每年我国直接产业补贴约占GDP的1%左右，另外同时各级政府累计设立2100多项产业引导发展基金，目标注资额总和达12.84万亿；出口退税1.93万亿。这些都是财政上的常规经济建设之外，”投资于物”的特别支出，一些重点发展的产业得到了大力照顾，比如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顶峰期车企每生产一辆电动汽车，可以得到13.8万元的补贴。
（2010年代国家对新能源车企的补贴政策，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而从去年开始发放的育儿补贴，算是鼓励生育的第一项特别支出，每年每人才有3600元，领到3岁为止；相关福利方面，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支出仅为5322亿，城乡医疗保险支出仅为10661亿元。
也就是说，一辆电动车所获得的终身补贴，可以相当于一个农民100年的养老金，或者13个新生儿的0-3岁养育补贴。这就可以理解大家生育不积极了，如果我们拿出补贴电动车的力度来补贴生育，拿出产业扶持的力度还改善居民福利，生育率总会有所改观吧。
这当然并不是批评产业刺激政策，对于中国这种落后国家来说，实现工业化有必要采取弯道超车，但是当工业化实现后，这种路径依赖反而变本加厉，片面追求GDP多少、产能多少，不关心人的福利和延续性发展，那就本末倒置，发展的目的被异化了。
（二）
很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在讲人口减少的好处，比如智能社会来临，人口出生率降低是好事，或者说中国人口太多了，就应该减少一点。所以没有必要为人口出生率下降而焦虑。
我要说的是，他们讲的那些好处都是不着边际的，都是太久远（至少是21世纪末期）才能兑现的，或者假设条件根本不存在的，就像处于饥荒的人，庆幸吃不饱饭可以没有肥胖症的烦恼，而超低生育率给社会带来的挑战是实实在在的、就在眼前的，甚至是对一国长远发展潜力致命的。
尤其是，不要以为技术可以克服所有问题。社会是一个生态，技术是其中一个构成元素而已，对解决社会系统性问题作用是有限的。技术与人口的关系，这一点以后会撰文详细论文。
说实话，人口是对中国未来几十年国运的最关键影响因素，比什么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化不确定性都重要得多。中国应该力争维持10亿左右的人口规模，才能维持全球性大国地位，维持经济不塌陷，维持国家统一完整。
如果想达到维持10亿这个目标，我们必须用积极的手段干预生育（但是不能用过去的强制手段），通过调配社会资源，改善社会服务和保障水平，用5年-10年时间让新出生人口回复到1000万以上，最好长期稳定在1200万左右，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现在还有一个观点是人口生产是刺激不上去的，你发放生育补贴和改善社会福利没有用，还有人会列举出欧洲和日本的例子。我要说的是，中国国情跟这些不一样，它们都是小规模的高度发达的同质化社会，人口出生降下来，很难恢复过去；其次，也不能说没有效果，毕竟人家的出生率稳住了，没有出现中国这种暴跌。
我们提高中国出生率，也很难指望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白领，即便是生育率最好的光景，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也为国家贡献不了100万新生儿，生育主力军是三四线城市、乡村的育龄人口，他们占所有育龄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这些年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三四线小城市和农村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这些地方刚刚进入城市化社会或者仍旧处于乡村社会，他们的生育意愿更多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因素，而非大城市高知群体的文化心理因素，对他们实施补贴的边际效应应该是明显的。
即便是大城市所谓的“现代生育观”，更多是生育压力下的一种自洽，如果不考虑生养成本，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原因要孩子的。一些学者否认生育补贴和社会福利的意义，只能助长在某些权力掌握者“投资于人”上的得过且过的情绪。
（三）
还有人会说，提升产能跟提升人口是一个难度吗？我还要说的是，其实提升生产产能、营造制造能力生态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现在的美国）想提高产能，都做不起来，我们做到了95%以上国家没有做成的事情，创造了二战后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
中国如果能够发挥体制的优势，相信大概率也可以创造人口史上的奇迹，当然这种体制优势不是强制生育，而是用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创造有利于生育的环境。笔者想到的有以下几点：
1. 实行梯度性生育补贴，比如第一胎3-5万，二胎8-10万，三台10-15万。笔者觉得不多，即便是人均5万，一年生1000万个孩子不过5000亿（相当于财政支出的1.72%）。
（东亚地区人口生育补贴政策，图片来源：环行星球）
2. 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比如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生育补助，延长产假等。生育率低还有相当部分原因是，就业体系对黄金育龄期女性不友好导致的，导致城市女性为了生计而放弃生育，应该禁止企业杂招聘时询问婚否、有无生育计划的歧视性问题，并且在法律上强化对这个年龄段女性的援助。
3. 现在家庭成本支出较高的是学前教育，应该尽快落实免费的学前教育，一来减轻家庭负担，二来安置小学规模缩小而下岗的教师。
4. 大幅改善城乡居民的养老和医保待遇。年轻人不愿意生育，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由于对自身老年待遇的悲观预期，以及父母养老负担的现实性问题。我们必须在3年内让农民的养老金增加到400元左右，7年内增加到800元左右，能够满足最低生活需要。以及每年增加300元左右的医保补贴，用6年时间力争达到医疗方面的医保支出大于个人的支出（现在成年人大致是平均享受1120元医保报销，自己承担2500元左右）。
5. 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倍增计划。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五等收入分组，2025年有50%以上的人口年收入低于29500元，也就是月收入低于2500元或者低于全国平均消费支出线，这些人其实是上文所讲的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人口，是生育主力。应该每年提升他们10%的收入，用8年时间让他们收入翻倍，增加的这部分钱约占GDP的1.7%上下，也是国家有能力负担的，况且增收还可以刺激消费。
（就业和收入与基层人口生育率息息相关）
此外，本文还建议，1980年以后所有的计划生育罚款，现在要拿出来用于人口抚养。据统计，这期间累计征收了1.5万亿以上社会抚养费，如果以当时银行利率计算，现在至少有5万亿，甚至10万亿也不止，这笔钱应该用于促进生育，让它真正成为“社会抚养费”。
过去我们讲营商环境、投资环境，每个地方都是首长亲自抓，今天面临这种生育困局，我们要以同样精神和力度，去营造友好型的人口生养环境。最近看了一个材料，说未成年前，平均一个孩子养育成本是54万，也就是说每年3万，如果生1000万个孩子，国家承担一半，也不过是1500亿，加上上文的生育补贴，与产业补贴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
所以，我建议每年用于刺激生育的支出一定不能低于各种显性、隐性的产能补贴，因为真正决定未来100年、200年国运的不是中美关系，而是我们的人口规模和结构。我们还需看到现在老是刺激产能已经效果不大了，1元固定资产投资不一定能生产1元GDP，即便是从刺激经济发展的功利性目的讲，投资于人也是最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