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话还真不是无凭无据的“胡说”，在革命年代，有许多女性战士也同样为祖国做出了不少贡献，大家耳熟能详的有邓颖超、宋庆龄、江竹筠等。
其中，有这样一位战士，被大家称为“香大姐”，贺龙元帅一直到了晚年都还对她念念不忘，还不止一次说过：“她的军事天分比我高，想象力极强，成就也在我之上，要是她没有牺牲，授衔名单怕是要改一改了。”
这个“她”，正是贺龙的大姐贺英。
1886年，贺英出生在湖南桑植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乳名香姑，乡里人后来喊她“香大姐”，喊的是亲切，更是敬重。
她是贺家7个孩子里的大姐，当时的洪家关地处湘鄂交界，山高路远，官府的欺压、土豪劣绅的盘剥，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贺英打小就跟父亲学武，性子果敢泼辣，一点没有旧时女子的娇弱。因为家境贫寒，母亲又常年卧病在床，小小年纪的她便扛起了家里的重担，操持家务、照顾弟妹，贺龙等6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贺英用自己的肩膀，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也练就了她遇事不慌、坚韧不拔的性子，这为她后来带兵打仗、闯荡江湖埋下了伏笔。
1906年，20岁的贺英嫁给了当地哥老会的首领谷绩庭，人称谷虎。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包办婚姻，谷绩庭是个有血性的汉子，看不惯土豪劣绅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拉起了一支武装队伍，专跟欺压百姓的恶势力作对。
嫁入谷家后，贺英没有像其他女子那样，躲在深宅大院里做相夫教子的少奶奶，她看着丈夫带着兄弟们打抱不平，心里也燃起了一腔热血。
她主动跟着丈夫学打枪、学带兵、学排兵布阵，那个年代，女子连走出家门都要受限制，更别说摸枪弄棒、上战场打仗了，可贺英偏不信这个邪，她上手极快，枪法练得越来越准，慢慢的，队伍里的兄弟们都服了这个“大嫂”。
那时候的贺龙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看着大姐一身英气，心里满是敬畏，而贺英也十分疼惜这个有志气的弟弟，早早就在心里埋下了支持他干大事的种子。
1916年，20岁的贺龙凭着“两把菜刀闹革命”，砍了盐局的恶霸，拉起了自己的队伍，这一幕成了革命史上的经典，可很少有人知道，贺龙这第一步，走得有多离不开贺英的支持。
当时的贺龙人单力薄，既缺枪支弹药，又缺人脉支持，贺英和丈夫谷绩庭得知后，二话不说，把自己队伍里的武器送给了贺龙，还帮他联络湘鄂西各地的民间武装，牵线搭桥，让他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不仅如此，贺英还陪着贺龙一起杀桑植的大劣绅朱海珊，一起赶走欺压百姓的知县，用实际行动，做了弟弟最坚实的后盾。
可乱世之中，英雄多舛，不幸的事接连降临在贺英身上。
1920年，她的父亲贺仕道和小弟贺文掌被反动势力残忍杀害，亲人的离去让贺英悲痛万分，却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跟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1922年，丈夫谷绩庭被军阀陈渠珍设下“鸿门宴”杀害，尸体被随意扔在荒郊野外，等贺英找到时，早已破烂不堪。
换做旁人，或许早已被接二连三的打击击垮，可贺英没有哭，她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一针一线地把丈夫的遗体缝合好，好好安葬。
丧事办完之后，队伍里的兄弟们都悄悄捏了一把汗，他们以为，“舵把子”没了，这支队伍迟早要散，谁会愿意跟着一个寡妇继续干这掉脑袋的营生？可贺英却擦干眼泪，挺直腰板，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只说了一句话：
“愿意跟着我继续干，为穷人出头的，就留下；不愿意的，现在就走，我不拦着。”
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出人意料的是，队伍里没有一个人离开，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跟着这位“香大姐”，继续走打土豪、济贫苦的路。
从那天起，湘鄂西地区第一支由女性统领的农民武装，正式诞生了，贺英成了名副其实的“女司令”。
她给自己练出了一手“双枪”绝技，左右开弓，百发百中，骑着大白马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样子，成了湘鄂西百姓心中最深刻的印象。
她带着队伍转战桑植、鹤峰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劫富济贫，哪里有恶霸欺压百姓，哪里就有贺英的队伍；哪里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哪里就有她送粮送衣的身影。
她从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队伍的纪律严到了骨子里，慢慢的，“香大姐”的名头在湘鄂西越传越响，老百姓碰到难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贺英，在他们心里，贺英就是活菩萨，是能为他们做主的大英雄。
1926年，北伐战争的号角吹响，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从铜仁出发开始北伐。贺英得知后，立刻带着自己的队伍响应，此时她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两营人枪，实力不容小觑。
她联络桑植当地的民军文南甫、李云卿等部，合力攻克桑植县城，赶走了作恶多端的反动县长马策，驱逐了欺压百姓的驻军团长肖善堂。
当贺英的队伍进驻桑植县城时，老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夹道欢迎，还送上了“万民伞”，嘴里喊着“欢迎贺司令官进城”，这份殊荣，是老百姓用真心换来的，也是贺英用一次次为百姓出头拼来的。
也是在这一年，贺英去武汉看望正在北伐的贺龙，这一趟武汉之行，成了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武汉，她亲眼见到了工农运动的热潮，看到了无数工人、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起反抗，也听周逸群等共产党人讲了共产党的主张，明白了“单靠打土豪、报私仇，成不了大事，只有让天下的穷人都站起来，才能真正改变这个世道”。
在此之前，贺英的斗争，更多的是出于江湖义气和对穷苦百姓的同情，而从武汉回来后，她的思想彻底转变，从一个江湖侠女，变成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她叮嘱贺龙：“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心思不正，你一定要多加提防。”
大革命失败后，她毅然决定回到桑植，稳住后方的队伍，为红军守住这片根据地。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全国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蒋介石更是悬赏几万大洋，要买贺英和贺龙的人头。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贺英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干得更猛了。她用从贺龙那里要来的钱，购买了一大批枪支，回到桑植后积极扩大队伍，担任游击司令，把武装斗争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一年的10月，敌人对贺龙的老家洪家关进行疯狂“围剿”，扬言“不抓到贺英不收兵”，贺英临危不乱，指挥地方武装与敌人展开周旋，硬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守住了阵地。
为了支援贺龙的部队，贺英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带着队伍给红军运送武器和物资。就算有时候路上遭遇敌人，她也绝不放弃，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坚持将物资送到部队中。
1928年，贺龙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贺英得知消息之后，喜出望外，她做出了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近千人的武装队伍全部都交给了贺龙，编入工农红军。
这支队伍，是她用命拼出来的，里面有她手把手教出来的游击队员，有她藏了多年的枪支弹药，是她的心血，也是她的依靠。
可在革命大义面前，贺英没有丝毫犹豫，说交就交，没有半句废话。她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才能真正干成大事，才能让天下的穷人过上好日子。
也是在这一年，贺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希望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可组织考虑到湘鄂西的情况复杂，既有红军主力，也有各种民间武装，贺英在当地的威望极高，又有着哥老会的身份，让她继续以民间武装的身份活动，更能联络各方力量，起到红军直接出面起不到的作用。
面对组织的安排，贺英没有丝毫怨言，只是点点头说：“我听党的。”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革命尽心尽力，毫无保留。
这年的下半年，贺龙的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部队因被困在深山里面，缺粮少药，弹尽粮绝，战士们只能吃野菜、剥树皮，不少人得了夜盲症，伤员更是得不到医治，处境十分艰难。
此时的贺英，自己在战斗中也几次负伤，身体还未痊愈，可得知弟弟的队伍陷入困境后，她立刻带着身边仅有的20余人的游击队，深入深山打土豪、筹粮款，把缴获的银元、布匹、盐巴、弹药、腊肉，用骡马和人力一趟趟地送进山里。
贺龙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是感慨：“1928年那次失败，若没有我大姐的支援，我的队伍早就垮了！”
贺英不仅给红军送物资，还为贺龙出谋划策。她看着红军队伍人员庞杂，不少人思想不坚定，便提醒贺龙：“队伍要‘伍’，不‘伍’就要垮台，该整编的就得整编，把那些不坚定的人清理出去。”
贺龙听了大姐的话，立刻对部队进行整编，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淘汰了一批思想动摇的人，部队的战斗力一下子就提了上来。
此后，红军拉出堰垭，智取汪家营，奇袭建始城，收编邬阳关部队，一步步打开了局面，1929年春解放鹤峰县城，5月解放桑植县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也日益巩固。
在那之后，贺英又多次向组织申请入党，可每次组织都让她“再等等”。有人看不下去，劝她：“你为革命拼了这么多年，连个党员都不是，图个啥？不如早点退出来，找个地方安安稳稳过日子。”
贺英只是淡淡一笑，说：“入不入党是组织的事，干革命是我自己的事，我干革命，不是为了一个身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家产支持革命，把家里的田地、房产都卖了，换成钱财送给红军，自己和孩子却过着清苦的日子，吃的是粗粮，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可她从未有过一句抱怨。
1930年春天，贺龙率领红四军主力东下洪湖，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临走前，他拉着贺英的手说：“姐，湘鄂西就交给你了。”贺英重重地点了点头，接下了这个重担。
她知道，主力部队走了，湘鄂西根据地就成了敌人重点围剿的目标，接下来的日子，必定是难上加难。可她没有退缩，她带着游击队驻扎在桑植、鹤峰边界的锅耳台，一边卫护红军的伤员和家属，一边负责鹤峰苏区的部分军事工作，成了湘鄂西根据地的“守夜人”。
从1930年到1933年，是湘鄂西根据地最艰难的3年，敌人的一轮轮“围剿”接踵而至，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
贺英带着游击队，在桑植、鹤峰的深山里与敌人展开周旋，打伏击、搞情报、运物资，敌人来势汹汹，她就带着队伍突围；敌人撤退，她就带着队伍收复阵地，一次次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
1930年9月，鹤峰五里区的农民协会领导人叛变，贺英立刻率领鹤峰游击大队，配合苏区独立团击败叛军，迅速恢复了五里区的革命政权。
同年12月，四川的土著武装甘占元、张轩等部几千人窜入鹤峰边境，贺英机智地与贺龙配合，将这股武装缴械改编，为受挫的红二军团补充了兵力。
贺英的队伍，不仅能打仗，更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她始终记着“革命是为了老百姓”这句话，每次缴获了敌人的物资，她总是先分给贫苦百姓，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好饭，舍不得穿一件新衣。
她看到战争中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便把这些孩子接到自己身边，当成亲生孩子一样抚养，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教他们读书识字。
有人说她：“香大姐，你心太软了，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哪有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贺英却说：“孩子是希望，是革命的未来，我不管他们，他们怎么活？咱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能过上好日子吗？”
在湘鄂西的深山里，贺英和老百姓们结下了生死情谊。老百姓把她当成亲人，偷偷给她的队伍送粮食、送情报，帮着她躲避敌人的搜捕；贺英也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为了保护老百姓，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把敌人引开。
1932年，红军反“围剿”失利，很多根据地都落入了敌人手中，不少人劝贺英：“大姐，赶紧撤吧，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贺英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不能走，我走了，湘鄂西的革命火种就灭了，老百姓就没了指望。”
她带着队伍和老百姓一起，利用熟悉的山地地形打游击，在深山里坚持斗争，硬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保住了湘鄂西的革命火种。
那段日子，贺英的队伍缺粮少弹，战士们常常饿着肚子打仗，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未拿过老百姓的一分一毫，老百姓也心甘情愿地跟着她，哪怕吃再多苦，受再多罪，也绝不背叛。这份军民同心的情谊，成了贺英的队伍能在绝境中坚持下来的最大底气。
可英雄终究没能躲过叛徒的黑手，1933年的夏初，湘鄂西的局势越来越恶劣，敌军向桑植、鹤峰苏区步步紧逼，贺英几次请求红军主力前来支援，却都没有得到回应。
5月5日的深夜，队伍里的叛徒把贺英的行踪告诉了当地的团防军，300多名团防兵趁着夜色，偷偷包围了贺英的驻地洞长湾，哨兵发现敌情后鸣枪示警，却被敌人当场打死，枪声划破了深山的寂静，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打响。
贺英听到枪声之后，立刻反应过来，她一边指挥战友和红军家属突围，一边拿起双枪，冲在最前面阻击敌人，为大部队争取时间。
枪林弹雨中，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肩胛，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衣服，部下看到后，急忙冲过来想背她走，却被贺英一把推开：“别管我，快撤！保住队伍，保住老百姓！”
她强忍着剧痛，继续举枪射击，又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胸口，她的身体晃了晃，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位为湘鄂西革命奋斗了一生的铁血女将，永远地倒在了她守护的这片土地上，年仅47岁。
贺英牺牲的消息传到贺龙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得知大姐牺牲的噩耗后，这位身经百战的硬汉，整整几天都没有说一句话，只有通红的眼眶暴露了他内心的悲痛。
有人说，如果贺英能活到1955年，她必定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元帅，毕竟以她的军事才能和革命贡献，配得上元帅的肩章。
但其实，贺英从来不在乎什么头衔，她干革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只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湘鄂西老百姓的心里，她早就是无冕的元帅，是永远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