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英国首相艾登决定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他并非鲁莽之人，毕业于剑桥大学，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属于典型的文人从政类型，苏伊士运河被纳赛尔收归国有后，艾登认为这件事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尊严，于是联合法国与以色列，暗中发起进攻，军事行动持续一周，表面看来取得胜利，但美国和苏联同时施加压力，迫使艾登撤军，最终他不仅失去运河控制权，还丢掉了首相职位，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也从此加速崩溃。
这事的关键不是他一时冲动，而是他太担心失去地位，一个长期高高在上的国家突然发现别人不再买账，那种焦虑比失败本身更让人抓狂，理性的人开始靠情绪做决定，反而比一直冲动的人更加危险，因为别人根本预料不到他会做出极端举动。
现在很多人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英美交接的重演，实际上这两件事完全不同，英美在语言、宗教、制度和人种方面都很接近，英国把位置让给美国，就像大哥把钥匙交给小弟一样放心，但中美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相似价值观，连历史故事都朝着相反方向讲，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不是另一个大国，而是不属于他们体系的异类，GDP被超过还能忍耐，可一旦文明优越感崩塌，他们就无法接受。
有人把美国现在的做法归咎于特朗普，其实问题早就有了，小布什绕过联合国去打伊拉克，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推动TPP协议，嘴上讲规则，实际上还是在防范中国，只不过那时候美国还有余力，动作没那么着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芯片制裁的效果越来越差，航母在南海转一圈，对方照样建岛，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中国进步很快，让美方感到意外。
在美国的政治圈里，谁对中国的态度稍微温和些，立刻就会被指责为背叛国家，这不是某个政治人物自身性格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在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就像一个人身体变差了，外面有点动静就心跳加快、手心冒汗，不是他自己想紧张，是身体已经撑不住了。
1946年的美国，工业产出占全球一半，手里握着原子弹，却愿意出钱帮助欧洲重建，把日本拉进自己的圈子，还组建了北约组织，这是因为那时候它实力太强，根本不怕别人，让出一些利益反而能换来长期的控制权，现在它的优势变小了，从原来制定规则的人变成了遵守规则的人，一旦守不住这些规则，它就直接掀翻桌子不干了。
西方经常谈论“国强必霸”，但历史上更常见的是“国弱必乱”，权力下滑带来的恐慌，往往比争夺权力更加致命，那些快要掉队的国家，越慌越乱，越乱越打，最后自己把自己打散。
美国媒体和智库现在谈到中国时，很少使用“竞争”这个词，更多是强调“威胁”，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中国既不推动颜色革命，也不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只是埋头发展就把路走通了，这种不按西方预设剧本走的崛起方式最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你既无法预测它的下一步，也没法用过去的老办法来应对。
2026年到了，距离苏伊士危机已经过去整整七十年，美国还在加大对芯片的限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也控制得更严，南海那边每天都有军舰在巡逻，北约也开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增派军队，两党嘴上总说要去风险，实际上却在推动经济脱钩，没有人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共存，就连私底下讨论这件事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
艾登原本以为打一场仗就能巩固地位，结果地位没保住，连面子也丢了，现在这情形看起来熟悉，可没人能保证它会不会再来，毕竟历史不会重演，但人性总是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