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拟选人数是15至22人，为何最终只定了10人？|元帅|军衔|大将|拟选人|方面军|装甲兵

1955年1月16日，一份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授衔的预授名单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

最终在1955年9月27日的授衔典礼上，只确定了十位开国大将。

从15～22的人数范围，到15人大名单，最终只定了10人，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斟酌与考量呢？

首先，大将15-22人范围是1955年1月军委座谈会研究讨论通过的。

当时范围大一点也是有考量的:

尽量要照顾到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的各个时期，还要平衡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新四军、八路军等不同“山头”，不能让任何一支革命力量没代表。

其次要兼顾兵种。当时海军、空军、装甲兵刚组建，得给各军种留足名额，比如后来的萧劲光（海军）、许光达（装甲兵）都在其中。

当然也要重视贡献。不管是军事指挥、政治工作，还是根据地建设，只要立过大功的高级将领，都先纳入考量，比如红四方面军的周纯全、陕北红军的张宗逊，都是实打实的功臣。

所以范围拟定22人之多，也是考虑预留调整空间，避免漏评功勋卓著的同志。

这些出发点特别实在，不留遗憾、兼顾全局。

但这份1月16日呈报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上将名单，为何只列了15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宁缺毋滥，严格标准

虽然上限设为22人，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始终坚持“以德才资历为依据，不以凑满人数为目的”的原则。当时评衔不仅考虑战功、资历和职务，还需兼顾各时期（红军、抗战、解放战争）的代表性，以及各野战军、各方面军的平衡。

2. 部分将领主动让衔或转地方工作

一些本可授大将的高级将领因转入地方或政府部门工作（如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等），或因谦让而未被列入。同时，粟裕曾三次主动推辞元帅衔，他认为给大将衔就够高了，这也影响了大将名单的排序。

3. 平衡历史与现实因素

名单需综合反映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脉络：既包括红军创建时期的代表人物（如徐海东），也有主力野战军的核心指挥员（如粟裕、陈赓等），还需涵盖政治工作、后勤建设等领域的突出贡献者（如谭政、罗瑞卿）。在多方协调后，15人被认为可以覆盖这些方面。

授衔工作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涉及军队团结与国际观瞻。

名单力求精简、权威，避免因人数过多或标准不严引发争议。

毛泽东曾强调：“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可见当时平衡之难。

因此，预授名单仅列15人，体现了严肃审慎、优中选优的指导思想，也反映了人民军队建设从革命战争时期向正规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历史抉择。

其次这份名单由彭德怀、罗荣桓联名上报，也是相当有分量的:

罗荣桓当时管总干部部，负责军衔评定的具体组织工作，懂人头、熟情况；

彭德怀是国防部长，统管全军建设，能从战略层面把握平衡，两人联名既体现专业性又有权威性。

在这15人名单里，除了最终入选的10位大将，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周纯全5人。

将他们纳入推荐名单，正说明了他们具备竞争大将的资格与实力。

在这份15人大将名单上，毛主席在四位将领的名字旁画了“叉”，他们分别是：徐海东、宋任穷、王震、周纯全。

这一举动意味深长，并非否定他们的功绩，而是出于更为全局和现实的考量：

徐海东：毛主席的“叉”主要是考虑到他自1940年因伤病长期休养，建国前后未担任军队实职。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是否应优先考虑一直在一线工作的同志？但徐海东的历史功绩太突出了，他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独立完成长征并在陕北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关键支持，毛主席曾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个“叉”更多是出于现实情况的犹豫。

宋任穷：作为优秀的政工干部，他的资历和贡献与名单上已有的谭政、罗瑞卿等政工大将代表有一定重叠。大将中需要平衡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的比例，毛主席可能认为政工干部的代表性已足够。

王震：战功卓著，完全有资格评大将。但他是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的代表。在同一战略单位（红二方面军）内，大将名额极为有限，需要选择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最终，来自红二军团、当时主持装甲兵建设的许光达被认为更具综合代表性。

周纯全：来自红四方面军，后期以卓越的后勤工作著称。他早年在张国焘路线下的经历和错误，虽然经过检讨，但仍是组织全面衡量的因素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负责军事教育和后勤，缺乏一线作战部队的主官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战功积累和代表性。在人才济济的背景下，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了他的评定。

毛主席的“圈阅”起到了“一锤定音”的导向作用，明确了精简大将名额、宁缺毋滥、突出代表性的思路。

被画叉的四位，除徐海东因特殊功勋在后续复议中被重新纳入外，其余三位后来均被授予上将军衔，并在上将中排名非常靠前。

因为当时叶剑英是中央军委委员，全程参与军衔评定的讨论，完全有发言和表态的资格。

当时他的名字是在元帅备选名单里。他留的字特别诚恳：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

他的意见也是评选大将要斟酌的，所以和报告一并提交了。

叶剑英的意思是自己长期做参谋、统筹工作，没在一线带兵打仗，荣誉该让给冲在前面的同志。

那为何叶剑英最终还是评了元帅？不是他“让贤没成”，而是中央的综合考量：叶剑英的功劳太关键了——南昌起义时保护革命火种，长征中及时通报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抗战时统筹敌后游击，解放战争时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战局，这些都是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的核心贡献，完全符合周恩来提出的元帅标准（“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建有卓越功勋”）。

中央最终授予他元帅衔，是对他历史贡献的客观认定，和他主动让贤的谦逊品格并不冲突。

从15～22人数范围，15人名单再精简到最终的10人，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当时评衔工作极为复杂和审慎的态度。

1. 全军一盘棋的综合平衡

大将名额需要在全军范围内实现战略平衡。这不仅仅是个人战功的比拼，更是对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一、二、四方面军）、南方游击战、各个历史阶段贡献的总体承认。

例如，红四方面军已有王树声作为代表，就不再选周纯全；

政治工作方面，谭政已经是核心代表，宋任穷的工作重心后来转向地方，就不再重复授予；

军种方面，海军萧劲光、装甲兵许光达、公安军罗瑞卿，每个关键兵种留一位代表，既体现专业性，又避免浪费名额。

比如15人里的萧克、王震，战功都够，但萧克所在的红二方面军已有贺龙元帅代表，王震后来更多参与建设工作，最终都主动接受了上将衔，没半点怨言。

2.名额限制+平衡原则，避免“山头”重叠与职能重复

人民军队由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武装汇流而成，评衔需要照顾到各个“山头”（指不同历史渊源的战略单位）的感情和代表性，但又不能搞平均主义。

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洞察力。十人的规模，被普遍认为是在突出卓越贡献与兼顾广泛代表性之间找到的一个恰当“黄金点”。

与元帅制度相呼应，十大元帅与十大大将的格局得以确立。两者在数量上保持一致，构成了人民军队将帅体系的“双峰”，在象征意义上也显得更为完整和协调。

3.转地方工作的，还有主动“让衔”，服从国家需要

实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这四位，他们的资历完全够得上大将：李先念是中原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邓子恢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张鼎丞领导过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转到地方任职：李先念当国务院副总理管财政，谭震林任中央副秘书长抓农业，邓子恢管农村工作，张鼎丞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毛主席当时提议：“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这些同志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他们觉得，革命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军衔高低。后来李先念把全部精力放在财政建设上，谭震林扎根基层搞生产，没一个人抱怨过。

还有主动让贤，把机会留给更合适的人除了叶剑英，许光达也主动“让衔”。他得知自己被评为大将后，两次写信给中央，说自己的贡献不如其他同志，请求降为上将。毛主席看了信后感慨：“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的明镜！” 最终还是坚持授予他大将，因为他是装甲兵的奠基人，需要这个军衔统筹兵种建设。

还有一些将领，比如刘亚楼其实也是具备资格的（后来的空军司令员）。我们都知道第四野战军是战功最卓著、兵力规模最大的野战军，已诞生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罗瑞卿五位大将，占了半数名额，军委需将剩余名额向二野、三野、华北军区、西北军区等系统倾斜，避免单一一野战军名额占比过高，四野无法再为刘亚楼争取大将名额。

刘亚楼未评大将是1955年授衔“全局优先、统筹平衡”原则的具体体现

后来被评为上将，照样兢兢业业搞空军现代化。

最终产生的十大大将，堪称一幅微缩的中国革命军事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