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傍晚，北平初秋的晚风带着桂花气息。中南海勤政殿灯火通明，一张宴会名单在毛泽东面前铺开。审阅至末尾，他忽而停笔，抬头看向工作人员：“别落下我们一师的那个小同学，他立了大功。”一句话，把“程星龄”三个字郑重写进宾客席次。
若只看时间，程星龄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距今已是四十年前尘事。那时的毛泽东已是校内风云人物，常在自修室挑灯夜读；程星龄不过十七八岁的新生，悄悄把这位学长的演讲誊抄进《同学录》。谁都未曾料到，小本子里稚嫩的留言，最终会带领他走到共和国开国盛典的核心。
几十年风云翻卷，程星龄的足迹跨越北大、闽赣、台湾，辗转于黯淡与光明之间。1921年，他在北京大学接触新文化思潮，却坚持以国民党人身份呼吁联共。公开场合，他骂日本侵略者，私下里，他同情延安，替地下党传递情报，深知一旦泄露便是杀身之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主动北上太行，与朱德、刘伯承长谈国难之计。夜谈中，老总们端着搪瓷茶缸，听这位国民党小青年剖析时局，不时相视点头。朱老总拍着他的肩膀：“能来前线看看，胜过千言万语。”
可在重庆政坛，蒋介石早已记住了这个“不安分”的青年。1946年，特务机关以“通共”罪名将他扣留，转押台湾。海峡对岸，他被软禁一年多。有人劝他低头认错，他只是淡淡一句：“北斗不坠，行人自知路向。”气得重庆那边连发数电，却奈何不了他。
转机出现在1947年。程潜奔走陈情，外加几位湘军老部下保释，才把程星龄从台北要回。此时国统内部风雨欲来，程星龄敏锐觉察：湖南是破局关键。1948年8月，他只身返回长沙，住进闷热的夏夜里，却在灯下为表叔程潜写下一张张形势简报——都是给这位年近六旬的“老湘人”看的。
一次深夜，程潜把他留到书房。昏黄的煤油灯下，年迈的湘军元老丢掉了官场矜持，压低嗓音问：“星龄，如今何去？”程星龄放慢声音：“与其为一座即将坍塌的围墙补砖，不如推门走出去。”这一句话，让程潜沉思良久，终于点头。
要走，还缺一把钥匙——兵权。程星龄想到陈明仁。陈明仁四平解甲，憋着一肚子怨气，对南京高层凉了心。于是他穿梭电报、亲赴武汉，又托人借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嫌隙，把陈明仁调回湖南。此举如同放进棋盘的重子，长沙局面立刻活络。
1949年8月4日，长沙电闪雷鸣。程潜、陈明仁联名通电，宣布起义，脱离南京。通电发出那一刻，程星龄站在省政府旧楼窗前，只淡淡说道：“该来的，总得来。”次日傍晚，解放军二野、四野先头部队进城，未听枪声，城内彩旗却处处晃动。这一页历史就这样翻了过去。
北平政协会议在即，中央通知程潜带两位湖南人士北上列席。原定名单里缺一席，陈明仁笑道：“老程的功劳最大，何不请星龄同往？”如此，毛泽东的“补名”叮嘱顺理成章。
抵达北平那晚，程星龄在先农坛招待所住下，辗转难眠。第二天上午，程潜从中南海返回，带来一句口信：“毛润之说了，中午请小同学吃顿家常菜。”短短一句，把两位湖南人共享的青春记忆，和即将展开的新政治格局，紧紧连在一起。
菊香书屋不华丽。几把竹椅、一张旧藤桌，一盒半开香烟静静躺在陶瓷烟缸里，墙角的煤油炉子吱呀作响。毛泽东笑着迎上前，先拍了拍昔日同窗肩膀，再随手翻开那本发黄的《同学录》。他指着“程星龄”三字，打趣：“不云？天无云便无雨，没雨怎润万物？”一句乡音，让会客室空气顿时松弛。
午餐不过青菜豆腐、杂粮窝头。席间，毛泽东问他下一步打算。程星龄迟疑：“愿为新中国效劳，岗位无所谓。”毛泽东摇头失笑：“可别学子良那一口‘随便’，总要有个目标。”思忖片刻，程星龄压低声音：“如果能早日加入共产党，此生无憾。”毛泽东举箸点了点：“心里记下了，先去民革，多与各界打交道。水要先在渠道里走通，浇灌才有力气。”
1952年冬，中央任命程星龄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文教。他挽起袖子跑遍山区师范校，硬是把一批流亡到乡下的教授请回课堂。乡亲们没想到，这位穿旧麻布中山装的干部，竟是当年“程大少”——可他不再是官僚，而是为乡人办夜校、修沼气池的干事人。
进入七十年代，他推动地方志整理、岳麓书院修缮，又帮湖南商界与香港侨胞牵线搭桥。有人说他“半路入党”，他却笑道：“心向往之，终得相见。”1987年10月，省委批复同意他成为中共党员。他攥着入党志愿书，眼中噙泪，只轻声道：“总算赶上了。”
若把那一年北平的宴会当成一个逗号，那么程星龄此后四十年的行程，就是紧随共和国成长的长句。毛泽东当年没有忘记“小同学”；“小同学”也用半生时光，验证了“大同学”对旧友的信任。岁月流转，菊香书屋的茶香散尽，然而那张被加进最后一行的名字，早已在史册上落了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