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面对蒋设下的重重包围圈，他们最终选择了一条极其险峻、曾让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路线。
而彼时，在蒋参团中，唯有一人准确推测出这条线路的走向，却未能被采纳。
这个人，正是被誉为“当世诸葛”的杨永泰，他的判断何以如此精准？又为何被蒋一口否决？
杨永泰，字畅卿，祖籍广东茂名，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后又留学日本、接触西方宪政思想。
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经历，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学贯中西”教育背景。
正因如此，他的才识与见解常常令政坛上的许多人物自叹弗如。
可偏偏，这样一个才情横溢之人，却在民国初期屡屡碰壁，原因无他，只因杨永泰太“聪明”。
他年轻时曾先后投靠孙中山、北洋政府、西南军阀乃至广东的陈炯明，几乎每一个他曾效力的势力，最后都因其摇摆不定、墙头草般的姿态而对他心生疑虑。
在政坛沉浮多年，他始终无法真正扎根于任何一个派系。
直到1927年，蒋在“清党”之后一度下野，整个南京政府一度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掌控。
那时的杨永泰正隐居上海，听闻时局动荡，心中不甘寂寞，便动起了重返政坛的心思。
他知道，要想重新进入政治中心，光凭自己“八面玲珑”的旧声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另辟蹊径。
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向当时风头最劲的桂系主将李、白二人递上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这封信堪称他多年政治观察与对时局判断的集大成之作，言辞激烈，观点犀利，逻辑清晰。
但是李宗仁读完信后还是把信随手一搁，他觉得此人虽然有才，但太过狡猾，白崇禧亦是如此，他们读了信却都选择置之不理。
在南京的另一头，蒋介石在下野半年之后准备东山再起，急需一个出谋划策的人，其心腹熊式辉与外交部长黄郛同时向他推荐了杨永泰。
熊式辉与杨永泰早年在广州共过事，对他的才华素有了解；而黄郛更是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在蒋面前评价道：“海内有奇才杨畅卿，雄罗经纶，足以佐治。”
蒋顿时起了兴趣，然后立马准备亲自去拜访杨永泰，这一次会面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杨永泰身着朴素长衫，言谈之间引经据典，既不卑不亢又机锋毕现。
他提出的“削藩策”，更是让蒋听得目瞪口呆，蒋听完，连声惊叹，拍案叫绝：“此策奇妙！真乃我之管仲、诸葛也！”
他当即决定重用，从此杨永泰跃升为了蒋最亲近的高参之一。
在之后几年里，蒋正是在杨永泰的谋划下，逐步摆脱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地方军阀的牵制。
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迅速扩展，尤以江西、福建一带为甚。
红军成为了蒋的心头大患，而杨永泰敏锐地指出：红军是有信仰、有组织、有战略的军队。
随后他又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战略框架，强调要从群众工作、舆论宣传、民生援助等角度入手，逐步切断红军与百姓之间的联系，让根据地“失去土壤”。
蒋对其大为赞赏，当即任命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匪司令部秘书长”，并将其策划全面投入“第五次围剿”之中。
在杨永泰的建议下，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苏区设立农民银行，向贫困户发放低息贷款，试图以“恩惠”笼络人心。
另一方面大规模清除土豪劣绅，同时还组织宣传队、话剧团、通讯社，散发大量反红传单和戏剧演出。
在杨永泰操盘下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内部因长时间被围困，补给困难，加之错误决策，导致根据地面积大幅缩减。
尤其在鄂豫皖苏区，因杨永泰主导的“政治剿共”策略成功分化群众支持，红军被迫西撤，最终导致整个中央红军走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从此，杨永泰与熊式辉、张群并称为“政学系三杰”，在国民党中央被冠以“七分厅长”的绰号，意即政治大权几乎尽归其手。
红军决定长征的时候，老蒋并不担忧，只是他始终不确定红军的行军路线。
他知道毛主席不是循规蹈矩之辈，红军更是不容小觑，所以愁思之下，他决定找来身边的高级幕僚开一场会，要他们各自推演一下红军未来的行军路线。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有人认为红军会南下广东，试图打通海上通道；有人判断红军会东返苏区，进行游击周旋；还有人提出红军或将北上湖北，意图牵制中原。
就在众人各执一词之际，杨永泰缓缓开口，他说，红军的目标，恐怕不在湘西，也不在广东，更不会回头，他们真正的去向，是西南。
杨永泰的判断，几乎让在场众人一愣，他随即展开分析：湘西方向，蒋已布重兵，红军若强行突进，必然陷入消耗战。
南下广东，虽有海路，但沿途敌情密集，且缺乏群众基础；至于北上湖北，更是正中蒋下怀。
相反，西南方向看似凶险，却恰恰是敌军部署最为薄弱之处。
“红军若入湖南，必是假象；真正目的，是借此调动追兵，再折向云贵，渡金沙江，进而北上川西。”杨永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语气越发凝重，“最终，他们极有可能强渡大渡河。”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一片安静，蒋却忍不住冷笑了一声：“大渡河？那是一条石达开走过的死路。”
七十多年前，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正是在这条河畔兵败身亡，数万精锐葬身激流，那一幕，早已成为兵家反复提及的“前车之鉴”。
杨永泰试图补充，说毛主席不是石达开，可蒋已不愿再听，他挥了挥手，语气斩钉截铁：“红军要是真走那条路，那是自取灭亡。”
他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依旧把重兵压向湘西，准备在那里迎接一场决定性的围歼。
可是历史很快再给他了当头一棒，红军并未向湘西突进，而是佯动牵制，虚晃一枪，成功调动滇军、黔军和中央军主力。
待蒋察觉不对时，红军主力已悄然逼近金沙江，等他急令各部回防，大渡河方向的防线却早已空虚。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成功，数十万追兵被远远甩在身后。
紧接着，红军马不停蹄，直指川西北，逼近大渡河，当消息传回南京，蒋愣住了。
他再次摊开地图，红军的行军轨迹像一条冷静而残酷的直线，几乎与杨永泰当初的推演分毫不差。
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亲手错过了唯一一次提前封堵红军的机会。
而杨永泰，这个蒋曾视作“当世诸葛”的谋士，也正在命运的阴影中，迎来人生的终场。
1936年10月，杨永泰风光不再，虽然他此前多次为蒋出谋划策，战功赫赫。
但他锋芒太盛，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党内派系，这在国民党内部，注定是一种危险的存在。
他自恃才高，口无遮拦，常以谋士自居，在会场直斥同僚不是；尤其得罪了国民党中最具实权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他的存在，让CC系如芒在背，也让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心生忌惮，所以他最终落入了被联合绞杀的血网。
10月的一天，杨永泰受邀参加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一场酒会。
结束后，他独自一人步行至码头等船，就在那个夜晚，他被枪杀了，消息传至南京，蒋久久沉默。
尽管他并未明说凶手是谁，但心里却清楚：这不是“刺客仇杀”，也不是“地方纠纷”，而是一场党内清算。
他明白，杨永泰的死，是派系斗争的必然结果。
几日后，蒋在一次与张群的私下交谈中，低声叹道：“杨永泰如果不死，我们可以省力不少。”
这话说得轻，却透出掩饰不住的惋惜与失落，失去杨永泰，不仅是失去一个参谋，更是失去一面镜子、一座灯塔。
但是蒋也清楚这样的杨永泰，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是无法长久存在的，他太孤立，太聪明，也太不识时务。
杨永泰死后，其尸体草草火化，连一次公开的追悼会都没有，蒋虽有感慨，却也没有为其复仇，更没有彻查真凶。
杨永泰，这个被蒋亲封“当世诸葛”的谋士，最终却没能躲过“伴君如伴虎”的宿命，他用才华书写了权谋的巅峰，也用性格酿成了悲剧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