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后一次大规模对外作战。
我军以雷霆之势，在28天内完成了对越南的惩戒性打击，成功撤回国内，捍卫了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
然而，这场胜利的背后，是沉甸甸的战损代价：6000名战士牺牲，21000名官兵负伤，造成越南军队伤亡约47000人，战损比也只有1：2，可以用惨胜来形容。
当时中国拥有数百万现役部队，论军队规模和整体战斗力，都拥有对越南军队的压倒性优势，本不该出现如此重大的损失。
越军利用山林的地形优势，巧妙地布置伏击和隐蔽阵地，借助茂密的植被和崎岖的地势，进行灵活的游击战术。他们通过熟悉的小径和天然屏障，迅速转移位置，打乱我军的进攻节奏，造成我军的巨大伤亡。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此次作战中，我军参战将士超过一半是缺乏实战经验的新兵，而对手越军，则是一支由长期战争锤炼而成的老兵队伍。
按照常规战争逻辑，老兵比例越高，部队作战效能往往越强。老兵经验丰富、心理素质稳定，历经战火洗礼后，更能从容应对复杂战局。
理想的作战模式，理应是大量老兵搭配适量新兵，通过“老带新”的传帮带体系，帮助新兵快速适应战场环境。
但令人疑惑的是，打赢一场战争，难道不该优先启用最有经验的老兵吗？为何会有大量新兵走上前线？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从当时我国面临的战略格局说起。
冷战期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初期对华表现友好，但随着时间推移，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显露。
1958年，苏联提出与中国组建联合舰队并由苏方主导指挥权，同时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苏联长波电台。
此举实质是试图控制中国海军，侵犯中国的军事与领土主权。在遭到中方言辞拒绝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形成军事对峙。
到博列日涅夫时期，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的苏联陆军被称为“世界第一陆军”，坦克数量居全球首位，其大量机械化部队被部署在中苏边境，甚至直接进入蒙古，并在中蒙边境陈兵，对中国北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要知道，中蒙边境距离首都北京仅约600公里，且中苏、中蒙接壤地区的地形对我方极为不利：西北是便于机械化部队推进的荒漠、戈壁，中蒙之间的蒙古高原可直插华北平原，东北则是沃野千里的工业重镇与粮食基地。这种军事压力，直接威胁到中国的核心战略安全。
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冲突，正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集中体现。原本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盟友的中苏两国，边境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两国关系破裂，边境摩擦与冲突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武装对抗。
3月2日，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名士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俄称达曼斯基岛），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中方官兵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英勇反击，但在苏军密集的火力下，6名边防战士牺牲，多名官兵负伤。此后双方在3月15日和17日爆发更大规模交火，苏军甚至投入T-62坦克和多管火箭炮，试图以武力强占该岛。
尽管中国边防部队最终成功守住珍宝岛，但苏联在冲突中展现的军事压迫态势令人震惊。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显示，苏军远东军区在事件后持续增兵中苏边境，并一度考虑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同年8月，苏军又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中国边防巡逻队，造成中方重大伤亡。这一系列事件使中国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已从"社会主义老大哥"转变为更具侵略性的战略威胁。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准备打仗"，中央军委随即启动"三线建设"纵深防御工程，并将全国战备等级提升至临战状态。曾经的中苏同盟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在7300公里边境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军事对峙。
苏联的钢铁洪流和核讹诈，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直接、最严峻的生存威胁。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在亚洲寻找替代中国的代理人。最初选中的印度，在1962年边境冲突中惨败后失去利用价值，而越南则成为其重点扶持对象。
越南在长期抗法、抗美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且与中国接壤，天然成为苏联围堵中国的重要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