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盛夏，西郊玉泉山里蝉声正盛，贺龙快步走进一幢青砖灰瓦的小楼。桌上两杯热茶刚刚冲好，热气蒸出细雾。轻声招呼一句“老张，中央的决定来了”，便开门见山地说明授衔名单。张经武沉默片刻，随口问道：“国华、冠三、阿沛呢？”当得知三位搭档都是中将，他摇摇头：“我跟他们并肩多年，不能高他们一级。”短短一句话，定下自己此后的军衔，也写下共和国军旅史上一段少有人知的插曲。
这位当时年近五十的湖南人，在军中是出了名的“横刀立马又心细如发”。同乡讲起他，最爱重复一句话：“张经武，能耐不喧哗。”若只看履历，他原本完全可以站到上将队伍里——红军时期当上师长，抗战时组建山东纵队，解放战争里担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大员。放眼开国上将的资历表，他的经历几乎条条对号，可他却对那顶“上将帽子”摆了摆手。
把目光往前拨回到二十年代，青年张经武还穿着湖南省立三师的校服，檐帽压得极低。五卅运动的枪声让这位书生彻底摘掉“教员”的标签，跑去考军校。他同时被黄埔和建国军军官学校录取，偏听同窗一句“建国军是孙先生亲点的‘天下第一军’”，果断选了后者。青春的猛子下得豪迈，却也让他在军阀混战的泥潭里摸爬了几年。当他在二九年北伐战场负伤卧床，耳边尽是各路督军争地盘的消息，自嘲“这一腔热血算是喂了荒唐”。
正是这种失落，让他想起老同学曾希圣。湘江岸边，两人对坐灯下，张经武直言要去找贺龙，“那里才是咱们想要的军队”。曾希圣亮出共产党员身份，却劝他先别走，留在建国军里做兵运。说干就干，张经武回部队掀桌子，拿克扣军饷说事，带兵闹了整整一年，终被捕入狱。获释后，他终于如愿奔向中央苏区，成了红军学校的教员兼政治营营长，随后升任师长，一步步闯出名声。
抗战爆发，他被派往山东。那时的胶东、鲁中、鲁南到处是日军据点，沂蒙山脉间却悄悄生出一支山东纵队。短短一年，这支地方武装被张经武和黎玉扩编到四万余人，再加上115师与129师的骨干，山东根据地的基石牢牢打下。二年后，他带着“七大”代表队伍返延安，徐向前回忆：“如果没有张经武留下的那许多枪，山东局面真难撑。”这段评价一直被晚辈视作军中口碑的金字招牌。
华北烽火转向西北，解放战争进入拉锯。张经武跟随彭德怀、贺龙，在晋绥和陕甘宁间穿梭，担起西北军区参谋长重任。柳林、临县、青化砭等地的作战方案，出自他手上的作战图。同僚评价他“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炮火声里都按点走”。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命进藏，肩头不再只是军帽，还有中央代表的责任。平措林卡谈判之夜，他一句“和平解放是福，也是尊严”，让围坐的藏族上层频频点头。入藏第二年，西藏的银元流通被替换成人民币，盐税、茶税走向统一，种种艰难都在夜色中慢慢咽进肚子里。
这种履历摆出来，足够分量。总干部部拟定授衔名单时，把张经武排进上将序列毫不奇怪。可玉泉山那一杯热茶刚凉，他却挥手谢绝。有人猜测他崇尚低调，也有人说他顾及兵心。熟悉他的人清楚，那三位副手——张国华、谭冠三、阿沛·阿旺晋美——是他并肩干活的兄弟，一旦军衔高过他们，部队指挥链没问题，感情上却出现尴尬。张经武自有一套不写进条令的兵心学：同一口锅吃饭，同一条命拼杀，最后别让勋章把人隔出高下。
贺龙再三规劝，毕竟全国也就五十多枚上将肩花。张经武笑笑：“贺老总，给我一身新军装就够用了，军衔只是称呼，西藏的事才紧要。”这席话半是客气，半是真情，却让贺龙感慨良久。于是中央批准他的请求，把军衔定为中将。九月二十七日的授衔礼上，他挽着张国华一起走进怀仁堂，两人肩头并列两杠三星，台下掌声热烈，军中兄弟都说：“这才像张大胡子的作风。”
离别军旅多年后，他仍心系那片雪域高原。调任西南局书记处后，每旬必向拉萨拍电，关注边防、农牧、寺院改革。七十年代末，他病榻上还惦记着“康藏公路如何养护”“冈底斯线要不要再铺设无线电台”。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协礼堂内哀乐低回。李先念主持追悼会时提到：张经武对维护祖国西南边疆、巩固民族团结立下不可替代之功。帛书两行字，写尽一生风雨：忠诚、干净、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