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秋，北京西郊的清晨微凉。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散步至昆玉河畔，同行参谋不解地问：“首长，怎么突然提起想见邱会作？”张震挥手笑答：“老同学嘛，该请他来看看。”这句看似随口的回应，其实埋下了五年后的那场“接风宴”伏笔。
时间推移至1992年春，远在西安郊外干休所的邱会作已年逾八旬。搬入省委照料点后，伙食好了，医疗也跟上，他萌生了一个多年不敢启齿的心愿——再去北京走一走。对这座曾让他荣光也让他跌落的城市，他又敬又畏。
想动身之前，他托人四处打听，超过三十年风云变换，许多熟面孔已作古，有的则仍在政坛军界。他心里有数，真正会出来见他的，恐怕不多。几页信纸写就，又放下，最终只给段苏权寄了一封。段苏权接信后，立刻回电：“老伙计，北平等你！”
7月上旬，邱会作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车窗外麦浪翻滚，他不由想起少年岁月。1929年冬，他在赣南插队站岗时递上入伍申请，没几个月便跟着红四军翻山越岭。数字敏感是老天赏饭，工农红军学校的课还没完，他就被党组织一把拉进了中央总供给部。那几年里，算盘、军鞋、盐巴、药棉都归他管，谁也没想到一个19岁的瘦小青年能把后方仓库盘得滴水不漏。
危机爆发在1934年6月。周恩来交给他炸毁兵工厂的密令，要求严守秘密。任务当夜完成后，他以为万事大吉，却在长征前夜被保卫局以“泄密嫌疑”扣押。若非周恩来路过叫停，生命恐怕定格在那条山路上。邱会作后来提起，总说一句：“那是我见过最近的鬼门关。”
长征结束，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坐标。1947年8月，东北松辽平原硝烟弥漫，八纵成军。其时黄永胜统兵，邱会作既当政委又领政治部。经验不足，他却硬是用三个月把一支新兵连拉成能打硬仗的队伍，战士们私底下叫他“算盘政委”，既能精打细算，又能夜里给大家讲马列。
可惜战场瞬息，不留情面。1948年辽沈战役中，小紫荆山丢失后又夺回，全军痛定思痛，“军令应加严”成为总部电文。段苏权、邱会作双双被免，两人连夜交接，灯下无言，只听见笔尖划过公文袋的窸窣声。那一年邱会作37岁，骤然从前线调回后方，心里五味杂陈。
新中国成立后，他重回擅长的后勤领域，1955年授少将衔，1965年接掌总后勤部。行政、仓储、军需……样样熟，只是政治风云骤起，他在那段特殊年代的站位过于靠前。1976年暮春，组织宣布采取强制措施，他沉默不辩，随即被转押保外。此后十四年，西安郊外的两间屋里，堆满旧公文包与算盘。
1992年9月，京城初秋带着薄凉。邱会作入京，首日住进段苏权提前订好的招待所。次日晚，一辆军用吉普悄然停在门口。副官恭敬地说：“张校长请您移步国防大学。”灯火掩映下的礼堂里，红木大圆桌已摆好十二把椅子，青花瓷碗盏整齐。张震笑着迎上来：“老同学，来迟不怪，路远。”
“可别这么叫，我哪敢当？”邱会作连连摆手。张震却坚持：“我们同在‘抗大’这所大熔炉里淬火，算不得同学还算什么？”一句“老同学”，让邱会作仿佛被一股暖流击中，脑海里闪过延安窑洞里昏黄油灯下的黑板、背着步枪听课的日子。
席间倒酒时，张震取出一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陈年茅台，说这是“记忆里的火焰”。三巡之后，两位老兵聊起多年未敢细说的往事。邱会作低声叹息：“有些岔路，一脚迈出去，再想回头可难了。”张震只是举杯：“过往放一边，还能聚，就是缘分。”对话不长，却道尽沧桑。
宴散已近深夜，张震当场拨通西安省委办公电话，提出“查清情况，能恢复的待遇应当恢复”。翌月，邱会作的老伴收到正式通知，原工龄、工资全部接续，还获批前往延安疗养。旧相册重新翻开，窑洞、宝塔山、大生产运动的照片泛黄却清晰。
晚年的邱会作常说，自己最明白“军粮一袋、枪油一滴”来之不易。算账算了一辈子，最算不清的是人情冷暖。张震那句“老同学”，替他找回了一点久违的体面，也让昔日同袍重新聚拢在旧岁月的篝火旁。
档案里的数字写着功过，硝烟散去后，它们都归为一列列静默的年份。至于那顿接风酒，记录表上只有简单几行：1992年10月，地点国防大学，陪同十二人，主菜酱牛肉、清蒸鲈鱼，酒两瓶。细节朴素，却勾勒出历史深处最真切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