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9日清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76岁的程潜静静合上双眼。下午，八宝山追悼大厅里挤满身着黑纱的将领和老同志。哀乐低回，他的夫人郭翼青一边拭泪，一边把目光投向赶来致哀的周恩来。一句沉甸甸的话脱口而出：“总理，程潜到底算是什么人，究竟该怎么定性？”空气一度凝固，人们屏息等待。周恩来放缓语速，回答清晰而郑重：“程潜先生，是共和国的革命干部。”这句话，让郭翼青泪水再度夺眶而出，也让很多旁听者回想起二十年前湖南上空那场惊心动魄的抉择。
把时钟拨回到1920年代。彼时的程潜，人称“颂云将军”，在北洋军阀与孙中山之间来回斡旋；他留过学，打过仗，参加过护法运动，自认是同盟会的“老兵”。然而，在国民党日渐被蒋介石把持之后，他的倔强和落寞同时写在脸上。没嫡系、没财团，对蒋介石而言，这位白手起家的“前辈”再适合作为湖南省主席的“过渡人选”不过。1948年7月，蒋介石把一纸任命拍在他面前，程潜接过，却在心里暗叹：这湖南，怕是要变成战场。
长沙的初冬烟雨中，地下党人余志宏一袭长衫，步入王家菜园的老祠堂。他奉湖南省委之命，“靠上”程潜。饭局不谈玄虚，三杯下肚后，余志宏话锋一转：“颂云先生历来信奉联共，今日形势，一味内战岂不两败俱伤？”席间的刘岳厚、唐文燮频频点头；散席后他们将这些话悉数转告给程潜。老人沉默良久，只说一句：“路，就剩这一条了。”
长沙的商贾、士绅、学界都在盼“和平”。可舆图上，湖南却是彻头彻尾的焦点：东有第四野战军节节西进，西有白崇禧摆出强弩之弓。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华社电台第一次点名三大“战犯”——蒋介石、李宗仁、程潜。屋外鞭炮声鞭策着新年气氛，屋内的程潜却愣在收音机前，他没想到自己竟排在第三。
投降？不甘；硬撑？没兵。摆在眼前的只是取舍。内心的天平摇摆，直到“政学系”元老马子谷来信，再加上被国民党软禁一年的堂弟程星龄悄悄返回长沙，话里话外都替共产党带来一句保证：“从前的事一笔勾销，惟愿并肩救湖南。”
程潜还是要稳一稳。他托程星龄求见“可靠人士”，想摸清底牌。4月中旬，余志宏把秘密信函递到省委书记周里的案头。很快，双方商定条件：湖南政府释放政治犯、撤换强硬派警备司令、保护公共财产、约束军警、暗中为起义做铺垫。程潜扫了一遍清单，抬头道：“这些，我可以做。可有些队伍直接听南京，不好擅动。”余志宏答：“理解，但请尽力。”
保险要多加几层。中共中南局决定：让陈明仁赴长沙出任第七兵团司令，名为接防，实则里应外合。陈、程既是同乡又同师门，关键时刻能相互呼应。到任第一天，陈明仁把蒋介石密令如实告诉程潜：“老头子让我盯着你，防你生变。”两人对视一笑，心照不宣——一条船上的人终究想往一条河走。
另一方面，唐星临危受命，挂上了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牌子，隔三岔五就钻进白崇禧的公馆，打着“新桂系”旗号回敬上报，却把核心情报暗送给余志宏。白崇禧最担心的是陈明仁变心，还真被他忌惮对了。等陈明仁在军部把“忠义难两全”的话抛给老部下时，参谋长姜克成当即表态：“跟着师长走。”短短数周，一支近两个军的兵力，外加长沙城防警备，都悄无声息地系在了红旗下。
1949年8月4日拂晓，湘江水汽蒸腾。程潜、陈明仁联名发布《长沙和平起义通电》，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响应《国内和平协定》，反对内战。彼时距第四野战军主力抵城尚有百余里，一纸电文比千门大炮更快地让长沙城灯火依旧、老百姓无惊无惧。当地人至今记得，全城只多了一道告示：“军民一心，保护城市。”
蒋介石暴怒，密令逮捕程潜家属。郭翼青带着孩子，辗转昼夜乘车北逃直到武汉，搭上前往北平的飞机。她后来回忆：“我从未想过一座城说变了天就变了天，可我见丈夫心安，便认了。”
10月1日，北京城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坐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袭中山装，神色安定。有人揶揄这位“旧军阀”，他说得平静：“我不是换旗子，是回到初心。”的确，从辛亥年的大炮声里走来，他先是为共和，上了年纪后又为和平出力，逻辑并未自相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湘潭乡亲每逢进京，总喜欢拎几只太平鸡去看望老将军。老人也没忘记当年谈判时的“私心”：那幢上海岳阳路老宅得以保留，成为他偶尔避暑的去处。当然，这已是原则之外的小插曲。
1966年“文革”风声鹤唳，程潜自请搬出东皇城根的寓所，到北京医院静养。79岁的叶楚伧去看他，叹道：“颂云兄一生起伏，都写在这间病房的白墙上了。”程潜合掌，只说了句：“人事多变，求个心安。”
再回到追悼会现场。周恩来一句“革命干部”，等于正式肯定了他在1949年那场关键抉择中的价值。郭翼青后来整理夫书，曾写下简短评语：“他一生三变阵营，惟独不变求民主共和之初心。”在当年复杂的政治棋局中，程潜和陈明仁用一纸通电，为湖南换来完整的铁轨、完好的厂房和百万百姓的安宁。若仅以“起义”两字概括，显然轻飘；若以“投降”二字抹杀，又未免失公允。周恩来的评价，恰是给这位老将军留下一句最简练、也是最公平的注脚——革命的队伍里，容得下晚归的同志，也记得住关键时刻的那一次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