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的一天，北平还能闻到残雪气息。清晨七点多，一列从西南开来的绿皮车缓慢驶入前门站，车厢门打开，一位神情沉静的老者背着旧帆布包走下月台。他就是华克之，这次被中央紧急召回，他心里明白，多年隐蔽身份即将在首都揭开。
短短二十年，命运几度急转。1937年的“五四”前夕，华克之第一次踏进延安窑洞时，身上还留着香港码头的潮气。他那晚睡不着，一边摸着口袋里李济深托他转交的亲笔信，一边揣摩第二天见到毛泽东该怎么开口。
5月4日下午三点半，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抬头看见这位“杀蒋名人”，笑着招呼：“坐，喝点水。”木桌旁，两人相对而坐。华克之开门见山，说出自己刺杀蒋介石、转而寻找群众路线的转折。毛泽东听完，只说了一句：“道理想通了就好，但延安留不下你。”这句话犹如闷雷，“为什么？”华克之不解。毛泽东答得平静：“你身后还有通缉令，合作局面刚搭起框架，我们不能让它塌。”言尽于此，去留自明。
回想三年前的南京大礼堂，枪声仍在耳边炸响。1935年11月1日那场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后连开三枪，汪精卫倒地，蒋介石因未出场逃过一劫。暗杀计划原本指向蒋介石，是华克之与战友多年谋划的“终极一击”。孙凤鸣牺牲，其他同志先后落网，华克之成了全国通缉要犯。
危局之中，他辗转香港，在报纸上写公开信，痛骂蒋、汪。随后潜入上海，却发现个人拼死一搏终究撼不动独裁机器。“牛刀小试”刺宋子文时，烟幕弹提前炸裂，宋子文只是挨了一枪皮外伤，那一刻他便意识到，单打独斗不过是飞蛾扑火。
1933年，他随19路军奔赴福建倡言抗日，眼看人民政府昙花一现，暗潮一夜退尽。失败后的上海滩更显灰败，歌舞升平掩不住白色恐怖。也是在那段日子，他通过陈惘子得知中共对暗杀并不提倡，理由是“杀了一个蒋介石，还有千百个替身”。最初他不服，后来血的代价让他沉思——到底该把枪口对准谁？
抗战全面爆发，民族矛盾压过阶级矛盾。当时35岁的华克之选择北上延安，不为别的，只想亲耳听听这支队伍到底打算怎样救国。毛泽东让他回香港，既是顾全大局，也看中他的社会关系和漂泊经验。
回港后，华克之改名“张健良”，隐藏在繁华与暗流交错的港岛，成了潘汉年、廖承志之间递送电文、筹措药品、输送人员的桥梁。1939年底，他终于被吸收入党成为“特别党员”。从此，身上的国民党旧装一点点剥落，取而代之的是隐蔽战线的专注与沉默。
1945年夏，广州路上挤满了等待接收的官兵，他却盯上另一件事——日军仓库里的火药。与郑德升一唱一和，骗取冈田少将信任，540箱TNT、194挺崭新机枪悄悄驶向苏中根据地。陈毅拿到清单时摁着电报喜不自胜：“够用三年。”前线官兵后来才知，这批武器的幕后英雄是那个被通缉的记者“孙凤鸣”的幕后主使。
建国后，华克之主动请缨留在澳门，继续斡旋侨领，联络港澳工商界，他说自己“不是习惯做官的人，做不出官样”。可是时代巨浪翻涌，1952年初他被卷入对潘汉年系统的审查。上级一句“暂调回京”，让他心里忐忑，也让他想起多年前毛泽东那声“不能留在这”。
调查风雨持续多年，直到1979年他才拿到那张薄薄的“平反结论”。文件里寥寥数语，却让77岁的老人沉默许久——血与火拼来的清白终于有了盖章。随行的干部听见他轻声念旧诗：“可绝六亲求民主，怎为五斗事暴君？”句子里的锋芒依旧。
华克之晚年住在阜城门一处小院，没有摆满勋章，他把补发的二十四年工资，大半归公；在徐州为孙凤鸣立碑；还请当年的军统追捕者沈醉喝茶。朋友问他图啥，他咂一口龙井：“人活一辈子，总要有个交代。”
1998年1月7日凌晨，老人合上眼睛，身旁放着那本翻得卷边的三民主义原著和一本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书脊已被油渍染黄，却能看见当年用铅笔划出的横线——“真正的解放只能依靠群众，而非个人。”
时间走了，窑洞的黄土、香港的潮湿、上海租界的霓虹、前门车站的寒风，都在他一生的折叠里留下印记。面对蒋氏独裁，他用子弹；面对民族危亡，他用炸药；面对新政权，他用隐蔽战线。角色在换，立场未变。
华克之曾对身边同志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大本事，只是知道该在哪一步转弯，不至于掉进河里。” 这句半玩笑半真心的话，如今已被刻在那块小小的墓碑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