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深夜，京西玉泉山灯火通明。几位身着便装的将领围坐在长桌旁，所有电话都处于监听状态，空气里弥漫着紧张。随着华国锋一句简短的指令发出，“行动开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相继落网，稍晚些，住在钓鱼台的江青被单独“隔离”。消息通过电话线传到总参谋部副总长伍修权耳中，他只说了四个字：“大势已定。”
战局初定不久，时间推进到1979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审判委员会，胡耀邦领衔，却仍需一位军中宿将坐镇。胡耀邦很清楚，法庭一开，无数镜头对准，被告席上站着的可不仅是普通人。于是，一封请示电报发往总参：请伍修权出任审判法庭审判长。
说到这位新任“大法官”的资历，得回溯到1930年代。赣南红色交通线上，他跟随彭德怀浴血鏖战；长征途中踏过雪山草地，险象环生。1949年建国时，伍修权已经是“中共外交第一代智囊”之一。1967年，一场风暴将他打入“冷宫”，八年沉寂，研读典籍、自学俄文，他自嘲“成了图书馆的常客”。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恢复了他的代表资格，却没能让他重返中联部。就在此时，电话铃声响起，叶剑英开门见山：“老伍，部队缺人，你回来吧！”伍修权沉吟。叶帅在那头补上一句，“我等着你”。简单六个字，重若千钧。73岁的老将再次披挂，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专管外事与情报。
审判筹备期的1980年4月，伍修权把自己关在总参大楼的一间小屋。案卷堆成了小山，他常说：“七十几岁了，还得从零学起，认认真真当回小学生。”对每个案件，他都要亲自梳理时间线、罪证、法条。为保险起见，他要求检察组把所有口供翻成白纸黑字，“争辩要有凭有据，切莫给被告抓漏洞”。
然而，仅仅阅读材料远远不够。为了直面即将受审的要犯，伍修权两次到秦城监狱和北京军区看守所。押送员在厚厚的铁门前停下脚步，他透过单向玻璃审视江青。那天，江青把拘室里仅有的灰布被子压得死平，裤子上哪怕一丝褶皱，她都要用手反复捋平。伍修权看了一会儿，轻声对随员说：“这人，还真是有点穷讲究。”语气里有些嘲讽，也带几分唏嘘。
紧接着，他察看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像木偶，眼神空洞；姚文元胃口好得惊人，整个人横向发展；王洪文原本飞扬的长发不见，只剩板寸。对比之下，江青的神情最复杂，既紧张又故作镇定。
11月初，法庭彩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小礼堂进行。模拟被告由办案人员客串，这些人对案情烂熟于心，狡辩起来层层设套。伍修权坐在审判席中央，一边翻阅法条，一边随时叫停驳斥。他要求审判员对每一句辩解都准备“锤子”，打铁还需自身硬，别在正式开庭时被江青那副“表演范儿”牵着鼻子走。
1980年11月20日下午三点，特别法庭鸣锣。红地毯上，王洪文率先被押入。姚文元随后，一副想打圆场的谄笑；张春桥步履僵直，仿佛木板；最后是江青。她梳得一丝不乱的发髻在灯光下发亮，双手背后，眼睛东张西望，似要寻找往日的追随者。按程序，法庭宣读起诉书。江青戴起耳机，没有插话。坐在高背椅上的伍修权暗自揣摩：这女人今天没闹，说明她心里也清楚，戏台子换了灯光就不是原来的戏了。
庭审持续到12月初，各被告辩词大多围着“服从指示”“形势使然”打转。经过复核，特别法庭在1981年1月25日再次开庭。宣判那天，北京气温零下五度。伍修权清了清嗓子，逐案宣读。当他说到“被告人江青，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被告席忽然传来尖锐喊声：“我有话要说！”声音飘散在无麦克风的大厅，迅速被静默吞没。伍修权停顿半秒，再度朗声：“押走！”铁链撞击声回荡。三十秒后，法庭恢复安静。
案件尘埃落定，国际媒体用“前所未有”形容这场审判。伍修权没有立刻休息，他先把全部审判材料封存移交档案馆，然后才踏上返乡列车。武昌站月台上，老同学围上来，有人握住他的手，“老伍，你在电视上那身黑袍，比当年穿将军制服还神气。”他说：“神气什么，法治才是真正的靠山。”
离开公职后，伍修权仅保留少量学术和民间职务。他喜欢翻旧档案、写回忆录，也多次以民间身份走访莫斯科。在与俄方老兵合影时，他总把检察官徽章别在口袋里，一头银发梳得整齐，依旧“老兵的板寸”，不愿多话。
1997年11月9日清晨，伍修权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十一天后，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悼词简短，却句句沉甸甸。央视晚间新闻破例延长播报八分钟，镜头里，送行的长队无声，仿佛还在回响那场法庭上的落槌声。
历史没有彩排，却会留下印记。伍修权的那句“有点穷讲究”，其实写照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再精心的表演，也无法逃脱公正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