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的一个灰蒙清晨，西安北郊的某兵工厂响起刺耳的上班哨，一位头发已略显花白的中年军人提着饭盒，默默挤进工人队伍。他叫吴华夺，昔日三野老兵团参谋长，解放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做到教育长，如今却要跟工人一样打卡、抡锤、搬钢胚。
要说履历，他并不普通。1912年生于江苏泰州，1938年随新四军奔赴皖南，华中烽火八载，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1949年4月渡江那夜，他率两个团抢占浦口制高点，天亮前便为大军打开通向南京的通道。战后整编，他调入刚刚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先后任训导处长、副教育长，1964年升为教育长，行政级别正兵团。那年，他52岁，前程看似一片坦途。
风向却在1966年急转。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中，一纸检举把他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军种观念浓厚”等等，1969年春被下放西安劳动改造。出发那天，一名老学员悄悄塞给他一条毛巾毯，“教导员，保重。”吴华夺只回了三个字：“会回去。”字短，锋气不减。
到西安后，他住在集体宿舍，白天在车床旁磨工件，晚上整理工人宿舍的工具。没两年，中央军委让他“戴帽”到陕西省军区挂职副司令员，同时兼省国防工业办副主任。名头不小，可待遇却尴尬——除了一份副军区职务的工资，所有票证统统没有。
那个时代，票比钱硬。粮票、油票、布票、肉票，一张都得按指标分。吴华夺家却被划在“社会待定”名单之外，他、妻子梁玉兰和上小学的儿子三口人，全靠母子俩的口粮活命。做了几十年革命工作的将军，如今连半尺布票也领不到。梁玉兰偶尔急了会嘀咕：“副司令员算啥？家里只见工资票！”说是抱怨，更多是心疼。
老部下们没忘了“吴老总”。21军当年进驻关中支左，不少连以上干部隔三差五来探望。有人送油盐，有人送两只老母鸡，还有人背来整麻袋白面。“首长，家里有的，给您添口热乎饭。”一句话，让吴华夺眼圈发红。他总是推辞，最后只收下战友硬塞的五斤米，赶忙转手送到邻居缺粮的大嫂家。
四年一晃而过，职务没变，票证仍无下落。1975年春，夫妻俩合计再耗也不是法子。梁玉兰一句“总不能一直靠弟兄接济吧”戳中了他的心事。两人带着一叠申诉材料，挤上绿皮火车北上。到京的第二天，吴华夺跑了四个部门，复印、盖章、递条子，来回奔波。傍晚，他对妻子低声说：“先别急，给组织点时间。”
一个月后，意外的电报来了：兰州军区任职通知，限十日内报到。看着“副司令员”五个黑体字，他愣了几秒，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问题还没彻底说清。”尽管如此，还是按命令赴兰州，他明白，先把工作干好，剩下的总会见分晓。
兰州军区幅员辽阔，边防长达数千公里。吴华夺白天跑部队，夜里钻进指挥所梳理西北防务预案。谁也看不出，他心里压着一桩未决旧案。他曾拿着装满“黑材料”的档案袋翻来覆去，一条条写下说明，甚至把战场老战友叫来核对签字。有人劝他：“老首长，既已恢复就歇口气吧。”他摇头：“清白比军衔更要紧。”
1978年，中央开始全面纠偏。审干小组奔赴兰州，一页页核对往昔记录。那年冬天，调查人李政委在宿舍里对他直言：“老吴，问题很快就有结论，你放心。”短短一句，把他几十斤石头似的心事卸掉了一半。
1980年底，军委正式下文，认定1967年所加诸于他的全部指控均为捏造，予以彻底纠正。与此同时，他因年届花甲，改任军区顾问，享受副大军区级医疗与供给标准。文件到手那天，梁玉兰拿着新发的粮票，反复数了三遍，终于松了口气：“咱家这回真把票凑齐了。”
这段颠沛的四年，吃的是老战友的米面，撑的是一口不服输的气。吴华夺常说，战场上挨枪子儿能忍，名节上被抹黑更疼。命运如同山路，再陡也得一步步踏稳。平反的纸面不过寥寥数语，可记录的，是一名老兵从烽火到工棚再到军区指挥所的全部隐忍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