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早春的一个午后，紫禁城的风带着寒意穿过新华门。西花厅里，矮梅初放，空气却有几分沉重。邓颖超刚做完手术，身子微羸，可她还是披衣出门，要迎一位多年未见的亲人——小叔子周同宇。
周同宇顶着北方的风，领着妻子王士琴和儿女快步而来。推门那刻，他眼圈发红，声音发颤：“姐姐，惦记您许久，总算见着了。”邓颖超笑着握住他的手，却能感觉到那份隐忍多年的酸楚。
寒暄过后，茶水渐凉，侄女悄悄带孩子去院中看腊梅，堂屋里只剩三位老人。周同宇压低嗓子，把这些年工作生活里的难处一股脑倾吐：级别低、待遇少、稍有风吹草动便要解释半天。说到激动处，他忍不住喟叹，“要不是大哥是总理，我何至于处处战战兢兢？”
邓颖超耐心听完，微微颔首。她把杯盖轻轻扣在茶盏上，“同宇，你觉得受了委屈，其实我也有话要说。”一句“我也委屈”让屋里安静下来。王士琴握住丈夫的胳膊，示意别再抱怨。周同宇愣住——在他印象里，大嫂总是豁达包容，从未诉苦。
她慢慢回忆，话头却并非从西花厅说起，而是倒回到二十七年前。那是一九五五年春，人民政府机构陆续健全，不少同志建议让“邓大姐”进政府当部长。理由充分：北洋女师受过新式教育，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站在天津街头呐喊，组织妇女救国。可就在名单即将上报时，周恩来轻轻一句：“邓颖超不去。”文件里便空下一个位置。
“家庭和公事要分开……”邓颖超复述丈夫当年的解释，似乎在替他护短，又像是念出早背熟的教条。那年她四十一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却从此与部委无缘。很多同志不解，她只淡淡一笑：“听组织安排嘛。”
光是工作安排，便能读出周恩来对亲属严苛的底线。早在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央机关迁入城中。干部奇缺，需大批懂外语、通外事的人才。周恩来笔下一份初拟名单里，竟也没有自己弟弟。同僚纳闷，他却摆手：“公私得划线，别叫人家为难。”
这种原则贯穿周家亲属的半生。周同宇毕业后被分到地方企业，月薪不过六十元。有人捎话说，可否给总理弟弟“照顾”一个处级编制？周恩来闻讯回电：不允许。几年后，同宇因体弱多病常请假，组织拟留其“带病上班”，总理批示只有四字：“应即退休”。措辞干脆，情面全无。
茶香升起又散去，邓颖超的讲述跳转到一九七四年。那年四届人大筹备，毛泽东亲笔写条子，点名让她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是周恩来把那纸条锁进抽屉，从未转交。等到七六年周总理病逝，她收拾遗物才发现这封手令。邓小平轻声告诉她：“是你家老兄不同意。”邓颖超没有哭，她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若真上任，他睡觉都不会安心。”
周同宇听得目瞪口呆。屋外风吹窗纱，灰尘慢慢飘落。邓颖超续道：“他是总理，我若坐高位，别人看见我的姓氏，就会把两个人绑在一起。一旦办事不周，受损的是国家声誉。”她顿了顿，“可话说回来，常年被挡在‘聚光灯’后头，心里哪有不苦的？”
其实，不只是周家。新中国成立初，中央便明确：革命领导人的亲属一律“自食其力”。朱德元帅的子侄多在军中最前线，叶剑英的弟弟主动下放广东农村，连毛泽东唯一的在世弟弟毛泽覃也坚辞高位。高标准、严要求，是那个时代的家风共同底色。
不过，周恩来做得更绝。一次，国务院秘书跟他汇报拟购几辆进口轿车，顺口一问：“要不要给总理夫人安排？”周恩来抬头瞥了他一眼：“她走路就行。”此话传开，机关里再没人敢提“特殊化”三个字。邓颖超出门办事，常以吉普替代小轿车。若天气不好，她干脆撑把伞，步行去大会堂。
有人觉得这是过了头的“苦行僧”作风，可在当事人眼里，那是信仰的另一种表达。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不愿让权力染指亲情生活。邓颖超告诉周同宇：“你哥一生只有一个身份——共和国总理。既然如此，他的弟弟、妻子、侄儿，都得守规矩。”
气氛慢慢松弛，几声笑意掠过。邓颖超把话锋一转：“不过，他也常对我说，‘小超，你是女界的旗手，我能做的，就是让你免去闲职的羁绊，把精力用在妇女解放上。’”事实也确如此。全国妇联、政协会场、人大代表团里，总能看见那身熟悉的灰布上装。她奔波于调研、演讲、写信、起草提案，哪怕身患肺病，也不肯减少工作量。
这一切，熟悉她的人都明白。只是，外人看到的往往是“总理夫人”的优雅背影，却不知背影下那股冲破封闭的执拗，和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烙进骨子里的“女界解放”四个字。
谈及个人命运，她语气平和：“失落吗？难免。可比起国家，我那点情绪不算什么。”一句平常话，道尽千钧。屋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周同宇终于长叹：“大哥一辈子公私分明，咱们做家人，有时真是又敬又怕。”邓颖超听了，笑得有些苦，“怕得好，怕才不敢松劲。”
夜色渐深，紫禁城的霓虹映在窗玻璃上。邓颖超起身相送，“同宇，记住，你们姓周，是光荣，也是一辈子的考卷。”临别前，她把手搭在侄女肩头，“孩子们要好好读书，别指望先辈的名声。”
第二天，西花厅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墙上那张周总理与她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依旧微笑。邓颖超翻着日记，写下几行小字：“人贵自知分寸，难在清风两袖。”她没有落泪，只把书页合上。
周恩来去世已六年。邓颖超对亲友说得最频繁的一句话是：“他做得对。”可偶尔深夜，也会轻叹一句：“要是能再争一口气，也好。”那并非对权位的渴望，而是一位老人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她始终惦记妇女教育、基层医疗、老年保障，愿意再跑几个省，再看几间学校。生命却不允许。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天津机场上空，一架小型飞机低低盘旋。工作人员依照遗愿，将骨灰撒向当年五四风雷响起的城市。云层下，海河水闪着微光，仿佛又听见她爽朗的笑声：“恩来同志，请继续前行，我随后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