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英国面临敌特渗透与持续空袭，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939年全国登记法》应运而生，规定公民必须向警察出示身份证，并可被要求到警署配合查验。
但法律同时写明：一旦枢密院宣布紧急状态结束，该法便立即失效。
这部法律的正当性完全建立在“战时紧急状态”之上——而紧急状态，理应是暂时的。
然而1945年战争结束后，五年过去了，那份终止该法的枢密院命令却迟迟未至。
1950年12月7日，法律的惰性撞上了一位较真的公民：威尔科克。
他在驾车时被警员莫克尔截停，对方要求查验身份证，威尔科克直接拒绝。
警员递来一张表格，要求他两日内到警署配合，他把表格扔在路边，并明确表示“绝不会去”。
即便警员捡回表格放入他车内，他依然没有配合，最终被起诉。
表面上看，这只是“不配合执法”的小案子，实质上却是法治原则的交锋。
威尔科克辩称：1950年10月，枢密院已宣告终止相关的战时紧急状态，这正是《全国登记法》的立法基础，因此该法早已失效，警察根本无权查他的身份证。
治安官陷入两难：从法律条文看，该法未被正式废止，形式上依然有效，只能判定威尔科克罪名成立；但从情理出发，和平时期仍用战时法律处理日常小事，实在不妥。
最终，治安官选择无条件释放威尔科克，未处以任何罚款。
威尔科克不服，案件提交至高等法院。由于涉及重要的法律原则，法院罕见地由七位法官共同审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1950年12月，这部战时法律是否还有效？
威尔科克主张，紧急状态只有一个，状态终结，所有相关法律应同步失效；控方则认为，紧急状态具有多重面向，每部战时法律都需要专门的终止命令。
最终，首席法官高达勋爵代表多数法官采纳了控方观点：只要没有专门针对该法的终止命令，它在形式上就依然有效。
但这场判决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形式上的结论，而在于高达勋爵那段超越条文的判词。
他首先肯定了治安官释放被告的决定，随后直指警方问题：不要以为有权就非用不可！
当时警方已形成一种习惯：无论因何截停车辆，一律要求查验身份证。追查失窃车辆、调查涉案嫌疑尚可理解，但如果只因停车稍久、或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动用战时法律，则毫无道理。
“这部法律是为国家安全而制定，并非用于管理日常琐事，”高达勋爵指出，“在和平时期如此滥用，只会将守法的公民逼成‘违法者’。”
更关键的是，英国向来以警民关系融洽为荣，但这种执法方式只会引发公众反感，当警察真正需要协助时，还有多少人愿意配合？
他甚至在判词中呼吁：今后遇到类似案件，除非警察能给出正当理由，否则治安官都应无条件释放被告。
其余两位法官也支持这一立场。这份判决，既维护了形式法治的框架，更捍卫了实质正义的内核。
它也成了压垮这部“超期服役”法律的最后一根稻草。
判决后不久，终止《全国登记法》的枢密院命令终于发布，这部因战争而生的法律，终于在和平年代体面退场。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数千市民将身份证堆成小山，点火焚烧。
人们围着火光歌舞庆祝——这不是对法律的蔑视，而是社会对“非常状态结束”的集体确认，是对自由与合理法治的真诚欢呼。
这场争议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该不该出示身份证”的答案，而是一个跨越时代的法治命题：紧急权力一旦常态化，法律就可能从“保护社会的工具”，蜕变为“管理顺民的手段”。
形式合法，不等于实质正当；条文存续，不意味着立法初心仍在。
法治的精髓，不仅在于“执法者有没有权力”，更在于“该不该行使这份权力”。
法律应当记得自己为何而生，也应当知道何时退场。
如果只因惯性而“超期服役”，无视时代变迁与最初目的，那么它终将不再是自由的屏障，反而可能成为自由的威胁。
这，是任何时代都值得重温的法治常识。
